每当听到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夺印》插曲的头一句“水乡三月风光好”，总会想到泌湖。

　　也是三月，1966年3月13日，星期天。

　　爸妈陪我乘汽车到枫桥。在枫桥借了架手拉车。我挣扎着勉强上了车。爸爸拉车，妈妈推。刚下过雨，路况很差，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没过多久，我被震得吃不消了，请求下来自己走，从车上爬下，双腿一个劲地发颤，没行几步，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爸爸叹道，这样下去，何年何月能到？想想也是，只能重新上车。

　　爸爸走得很小心，尽可能避开凹凸，可我的关节太脆弱了，稍稍一碰，痛得我泪水直流，一路上几乎每秒都有震动，如何忍得住？可忍不住也得忍啊。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屡次三番要求下来走，待吃不消了，重新……

　　爸妈被我折腾得满头大汗。

　　15里路，8点到12点许，走了4个多钟头。总算到了泌湖。

　　信用社的王信达叔叔，在公社大院门口翘首以待。

　　接下来是吃饭。我哪有胃口？勉强吃了点，直想吐。感觉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不能不硬撑着。爸妈千辛万苦把我弄到泌湖，要是由着自己垮了，对得起谁？

　　饭后稍作寒暄，王叔叔就领着我们去了公社卫生院。

　　针灸师姓陈，叫陈关正。陈医师很谦逊，静静地听着我，然后按了按脉：“试试看吧，有感觉了再说。”

　　陈医师示意我上了木板床，背朝上趴下。脊椎已很弯曲，俯卧根本不能放平身子，拿来两个枕头，垫在腹下。

　　腰背部被扎了四五针，没多长时间，好了。

　　“起来吧，感觉怎么样？”陈医师说。

　　小心翼翼下床。咦，真奇怪，太奇怪了！脚不颤了，关节不痛了，刚才的疲惫也一扫而光，全身上下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怎么样？”爸妈几乎与陈医师异口同声。

　　我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感觉。

　　爸爸显然不太相信：“你走几步看看。”

　　我轻松走了几步，与来时路上的感觉简直天壤之别。

　　回头看陈医师，他很平静：“看样子有点效果，可以试试。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是今天回去，还是想办法住下来？”

　　我没说话，爸爸沉吟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亲戚……”

　　没等爸爸说完，一直没开口的王叔叔说了：“住宿没问题，今天暂时住我那里，等王书记回来商量一下，公社有空房间。”

　　“那最好。针后最好别多动，否则散气，住下来，或许有更好的效果。”

　　听了陈医师的话，爸妈很快决定，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爸妈几乎没歇上一会儿就匆忙赶路回城。他们一定累坏了，还有15里泥泞的路等着他们去走，晚走一点，可能赶不上汽车。

　　爸妈千叮咛万嘱咐，我一个劲地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突然感觉非常孤单，又不能表现出来，这么多苦都吃下来了，还怕什么？况且，现在真的有希望了啊。那前所未有的轻松，带给我意义明确的憧憬。

　　第二天开始，陈医师正式给我扎针。他关照我不必去卫生院，还是那句话，针后不可多动。他每隔一天都下各大队巡回，路过公社时，顺便为我扎针。

　　病情好转得很快，体质也大大增强了。最有意思的，是胃口大开，吃嘛嘛香。

　　膝关节慢慢伸开，脊椎也日益舒展，感觉像是在一天天长高。

　　我在墙上划了条细线，每天量测，每天都收获喜悦。我觉得，这回真的能痊愈了。

　　然而，也许真的是命。

　　陈医师受到了冲击。

　　七月初，有人告诉我，卫生院开批斗会，斗争对象是陈医师。

　　原来，解放前陈医师曾在某县政府当过几个月代理科长。

　　陈医师照常为我来打针，一丝不苟。只是，脸色蜡黄。

　　终于，陈医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当时，我就在旁边，听得陈医师说：“周同志，我的情况你也知道，运动已经开始，我是朝不保夕。介眉好得差不多了，是不是接回去，在家慢慢调养……”

　　7月10号，又一个星期天，爸爸来接我，我们没敢去卫生院道别。陈医师抽空过来了。没有太多的闲话，闲话可能惹祸，陈医师说的全是医嘱。

　　临行之际，陈医师没在，公社里的干部都出来送行。

　　泪水不争气地迸了出来。

　　大家都在喊：“介眉，再来哦！”我点着头，应不出声来。

　　又是，一步三回头。

　　这回是自己步行，且有山路，到栎江后乘汽车回城。很累，但我毕竟走了12里路。

　　没过多久，我的病又慢慢加剧——这是后话。

　　之后许多年，经常回忆起在泌湖的时日。

　　有人说，如果我一直让陈医师治下去，也许我真的就痊愈了。

　　也许吧。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