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4日，当我得知自己中考落榜的消息时，我一时气急之下，就将张贴在我家中神龛木板壁上的，我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将近8年之中所获得的那大大小小的奖状共48张统统都揭了下来，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家大门口前的屋檐沟里，愤怒地擦燃了手中的那一根火柴，将它们点燃，让那些代表着我过去的无限荣光与蕴含着我曾经洒下过的无数汗水的纸，随着火苗的舞动和烟雾的摇摆飞升，腾空而去……

　　今日得闲，在我整理学生时代的所用之物时，我真没有想到：一个讲议夹和一本三好学生证居然在那场泄愤的焚烧中成了漏网之鱼。于是，我就把它们用手机都拍摄了下来，拿出来晒一晒，顺便来祭奠和疏理一下，那一段在我的生命中算起来也称得上流金的岁月。

　　从1979年9月1日进入小学至1987年6月初中毕业，在这将近8年的时间里，因为当时我家里的生活状况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有多少次我不能按时交清书学费时无助的痛苦；有多少次老师为我免除学费时深情的关怀；有多少次我为了能购买一本《袖珍英汉小词典》在放学路上冒险爬上野生的盐肤木树（本地人称之为五倍子树）摇晃不定的高枝采收五倍子（树叶上五倍子蚜的虫瘿）；有多少个月里洪远军校长竭力为我争取政策资助而力排众议，发给我每月4元人民助学金补贴住校生活的艰难；有多少次凭着所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或证书到生产大队去领取奖学金的故事……那些经历，现在都历历在目，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辈子直到我的生命终结时也不会忘记。

　　看到我在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获得的这本幸存下来的“三好学生”证书时，我回味起了一段凭借个人的品德修养与脑力劳动就可以获得奖励的往事：

　　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退役回来的老志愿军人赵秉权同志，担任发展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于1984年9月在石滓人民公社开会时，他主动找到本公社中心小学校的洪远军校长与他交谈，并向洪校长表态：凡是户口属于发展生产大队而在公社的中心小学校就读的初中生，凭自己在学校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或证书，可以到发展生产大队去找他签字领取奖学金。我在1985年7月12日获得了这本“三好学生”证书。在这年的暑假里，我拿着这本“三好学生”证书去找赵秉权同志，他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一年里发展生产大队在在公社的中心小学校上学的60名初中生之中有两个（另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黄怀刚）获得了这种荣誉，他认为我们为发展生产大队的1502人争了光，他同意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大团结”——人民币10元。我所领到的这张“大团结”，比当时的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出4元；当时能够买到11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或者能够买到6本《袖珍英汉小词典》；如买大米或者面粉，当时也能够买到72斤大米或者面粉；如果买猪肉当时可以买到15斤，够家里的8口人享受吃上5次油荤的生活待遇。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我们学校初中部举行了作文竞赛，题目为《欠收》，三个年级六个班共326名同学参赛，全校的语文老师统一评比，结果是：一等奖空缺，二等奖2人，三等奖5人。我名列获奖的7人之中，奖品就是写上了二等奖获奖情况的这个讲议夹。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语文课本上的课文从《我爱北京天安门》至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增长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还培养出了良好的品性；那一段生活对我来说，在我的生命之中也算是一段流金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