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我想做件棉大衣。”

　　“啥？”我娘似乎没听清楚，反问。

　　“棉大衣。我有个同学穿着一件棉大衣，是他爸爸的军大衣，可暖和了。坐在教室里，我冻得打哆嗦，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回答我娘。

　　我那位同学是一位干部子弟，他爸爸是一位退伍军官。到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他就穿他爸爸的军棉大衣，虽然又肥又大，但是，扣紧扣子，就特别暖和。天气最冷的时候，他坐在教室里，纹丝不动，而我冻得浑身发抖，下了课，就跺脚，蹦跳，也无济于事，上课了，安静一会儿，照样冷得筛糠。那位同学曾经脱下来棉大衣，让我穿了一会儿。不大会儿，就觉得寒气消退，越来越暖和。再脱下来，更觉得寒气逼人。

　　那应该是我上初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交替的时候。

　　“傻三儿唻，你说咧轻巧，咱家眼前儿能不断顿就不孬啦，哪有钱给你做棉大衣？”我娘听清楚了我的意思，“哈哈”笑着说。那笑，不是在嘲笑我，是一种无奈的笑。

　　接着，我娘又说：“你挣钱吧，你能挣咯钱，攒够咯，就做棉大衣，家里不花你咧。”娘这样说的时候，依然“哈哈”笑着。我那时候才十二三岁，我娘也许是认为那不可能，给我开个玩笑，也许是当真激励我。

　　我突然想起来，那年地里野草长得旺盛的时候，学校搞勤工俭学，曾经动员学生割草。学生割了草，交到学校，学校卖出去。谁割得多，不但张榜公布，予以表扬，还按斤奖励割得多的学生，我就被表扬过，还得过奖励。我就当真对我娘说：“娘，明年我下地割草，割了草晒干，秋天卖出去，要是卖咧钱够做棉大衣的，你得答应我，给我做。”

　　“中啊三儿唻，你只管割吧，钱够咯，家里不动你咧钱，明年一定给你做棉大衣，遂你咧心愿。”娘又笑着说。

　　那场对话，也许在我娘心里，过去就过了。在我心里，却扎了根。

　　第二年，地里的草长得旺盛，而且，比较老成的时候，我就开始割草了。新鲜的草含水分多，晒不出来，长老成了，水分少了，才晒得出斤两来。

　　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学校能正常上课就不错了，下午四点多就放学了，而天到七点多才黑，夏天天热了，生产队社员四点多才出工。放学后，又没有现在所谓的家庭作业，所以，还不耽误跟着社员下地劳动挣工分。我心里有了割草攒钱做棉大衣的目标，就有了动力。那一年的夏秋季节，每逢放了学，我就不再跟着社员去地里劳动，而是擓着篮子或者扛着箩筐，拿着铲子或镰刀，去地里割草。

　　那时候，家里除了爹娘，我和二哥，还有两个妹妹，六口人，却都挤在两间面积很小的西屋里，床挨床，人挤人，实在太拥挤，我和二哥是男孩子，就经常住到生产队牛屋里，等到生产队里需要人看庄稼或者看场的时候，我就睡到庄稼地里或者场里，第二天早晨再从地里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去上学。有了要自己割草攒钱的人生小目标之后，我就早早起来，去地里割草，割满一篮子或者一箩筐，擓回家或者背回家，摊在地上，晒起来。

　　漫长的暑假和秋忙假，是我割草的最佳时期。一边给生产队看庄稼，挣工分，一边忙活着割草。而且，那时候的草最好，晒出的斤两最多。割好的草，我就直接摊在我看庄稼的草庵子旁边，晒干了，垛起来，等到秋天过去，不用看庄稼了，再用架子车拉回家。

　　那时候，对我来说，割草也似乎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那时候，也许是因为没有杀虫剂，也许是因为生产队管理粗疏，所以，野草似乎特别多。庄稼地里，虽然一季下来，社员要锄两三遍地，但是，生产队里有好几百亩地，往往一茬还没锄过来，新的野草又长出来了。特别是下雨过后，野草喝足了水，会噌噌往上长。而且，沟渠边，庄稼地头，野草铺地，涩拉秧，茅草，疙疤根草（学名大概叫狗牙根），老牛拽（学名大概叫牛筋草）……一抓就是一把。圪蹴下身子，低的，拿铲子抢，一会儿抢一片；高的，拿镰刀割，一会儿割一捆。

　　那时候，虽然年龄小，身子不是太强壮，但毕竟整天在土地里打滚干活，割草这活儿，不觉得太累人。再说了，比起挖大渠，用铁锨掘地，长时间弯腰割麦、割大豆，拿?头杀玉米高粱棵这些重体力活儿，割草应该是个比较省力的活儿。只是，圪蹴时间长了，双腿会麻木；累了，就站起来歇一会儿，缓过劲来，继续割。

　　早晨割草是个比较麻烦的活儿。一是割草的季节晚上爱下露水，在沾满露水的野草里割草，不但手上很快沾满了湿泥，而且，鞋子，裤腿的下半截，都会沾湿。这个时候割下来的野草，草根上带的湿泥也特别多，得费老大劲，摔了又摔，才能摔掉；有的，摔成泥饼子，也摔不下来。这个时候割下来的草，因为带水，还带些湿泥，装进篮子或者箩筐里，擓起来或者背起来，死沉死沉。如果要背回家，要走大约三四里的路程，越擓越沉，越背越沉，累得身子歪斜，步履趔趄，要是肚子饿了，更是心慌气短，所以，不得不走一段儿，歇一歇，越到后来，越歇得时间长。

　　有时候，不小心，会被铲子或者镰刀蹭一下，蹭破了手，也可能被野草中的蒺藜扎了手，所以，手上也经常是伤痕累累。

　　即使这样，我那时候却没有觉得特别苦和累。也许是农民的孩子干活惯了，不以为苦；也许是那时候经常接受“劳动光荣”的教育；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攒钱做棉大衣的人生小目标在激励我。这个目标，化作精神能量，让我无视苦和累，让我一直坚持割下去。一直割到深秋，草木凋零。一直割成了一个两米多高，直径两米多的干草垛。

　　临近冬天，西关店子村的一个回民来我家，买走了干草，回民养羊，要买这些干草让羊冬天吃。也不记得卖了多少钱了，反正，卖草的钱，足够我做一件棉大衣了。

　　当我娘接过钱，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唯恐我娘食言，急忙催我娘买布，买棉花。我娘就笑我：“傻三儿，还怕娘说话不算数？”

　　接着，我娘就和我一起上街，买一块中蓝色的哔叽布，又买一个棕色人造毛的大衣领子，还买了弹好的新鲜棉絮。这一切都置买齐了，就去我们三弯巷孟素月家。

　　孟素月的丈夫姓赵，在外地工作挣工资，听说工资还很高，孟素月家里就有钱买了一台缝纫机。那时候，一个城里，私人家里有缝纫机，也找不到多少家。再加上孟素月缝纫技术也很高，所以，孟素月家里虽然没挂牌子，但是，经常有人到她家里做衣服，做好了，就付给她报酬。到了她家里，我娘还专门交代她：“孩子还长呢，做咧大一点儿，肥一点儿，等他长成大人还能穿。”

　　孟素月就真照我妈的意思做了。做好了，穿在身上，长度达到脚踝，里面套个小袄，也宽宽松松。那件大衣，大毛领，双排扣，是当时最时髦的样式。

　　现在回想起来，那件棉大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找裁缝给我做衣服。那之前，我所穿的衣服，不是我娘亲手做，就是拾的别人的旧衣服。

　　寒冷季节到了，我穿着那件崭新的棉大衣去上学，觉得有好多同学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心里那个得意啊，真是有点儿趾高气昂。我还对穿他爸的军棉大衣的那位同学说：“看看，这是我自己劳动挣来的，我不瓤（瓤，我们家乡的方言，意思是软弱，没能力，没本事。不瓤，就是有能力，有本事）吧？”

　　现在想想，我在他面前这样自吹自擂，并不恰当，很有可能伤他的自尊心，毕竟他穿的是他爸爸的棉大衣。但我那位同学似乎并不在意，很真诚地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你不瓤，你厉害！”

　　那件棉大衣，还真让我穿到了成人，穿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是在冬季，我穿着那件棉大衣没日没夜的复习功课，穿着那件棉大衣走进考场。那件棉大衣，是我自己努力奋斗，辛勤劳动的结果。我穿在身上，便穿出了一股不服输，不懈怠的劲头，鼓励我不辞劳累复习功课，在考场上，又信心十足地回答每份试卷，每道试题。最终，苍天不负有志人，我总算是考上了大学，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人。

　　结婚以后，那件棉大衣，我还穿了好些年，一直穿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候，时兴毛呢大衣，在妻子一再撺掇下，我才狠狠心，花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一件毛呢大衣，不再穿棉大衣。即使不穿那件棉大衣，我妻子也一直在衣柜里保存着它，她也知道，那件棉大衣来之不易。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家里实在放不下，我妻子才将它送给一个穷亲戚，我观察到，那个亲戚又穿了好些年。

　　我人生的第一件棉大衣啊，至今都是我的一个念想。

　　也不知那个亲戚至今还保存着它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