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咿呀作响的门,就推开了一段记忆。站在门口,我就站在了童年的光影里。
院内的那棵枣树仍在,只是更粗壮丰满,收留了近1/5的院落的日光。枣子不大,也不怎么好吃。在那年那月里,枣子刚刚泛青,就引来了我的遐想。偷偷地摘几个,揉搓揉搓,就放在嘴里。等到中秋前后,一颗颗枣子通体黑红透亮,饱满圆润,成了难得的果品。尤其秋风渐起之时,听到沙沙的叶与叶的摩挲之声,姥姥就开始自制月饼。胡麻油、芝麻红糖馅,酥香可口。那时,月亮真是饱满如玉。星星,在夜的幕布上,闪闪如银。枣树、月亮、月饼是我最初的中秋记忆。
院落的正房是姥姥、姥爷曾经住过的地方,如今家具已换。记忆中,一进门,是一对大红色的柜子,上面摆放着一个长约一米的梳妆镜。镜面模糊,底座雕花精美。镜子的旁边是一对青花瓷瓶,不知是谁不小心,还是岁月的的纹路?其中的一只已有裂纹。镜子的上方,是姥姥的母亲的照片,黑白色。这是一位性格坚韧的女人,眼神里透露着刚毅。她死了丈夫,带着我的姥姥改嫁到此。姥姥当年12岁,姥爷6岁,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最后成亲,成了相守一生的爱人。92年,姥爷去世,一年多,姥姥也随他而去。
姥姥性格温顺,个字矮小,常常把头发梳理的光鲜整齐。灰布斜襟小袄,黑色齐腰裤子。记忆中,姥姥很少下地干活,她常盘腿坐在炕头,缝补衣服。外面阳光穿过白灵灵的窗棂和红通通的窗花直射在屋里,姥姥的身影就投射在床上印花的漆布上。夜晚上灯时分,灯光慵懒,昏暗的屋子里只有灶膛的火光一闪闪,印着姥姥的脸。北方乡村的冬季是难捱的。一入夜,更是冰冷刺骨。每到天黑,姥姥就会抱回秸秆,热点温水,把炕头烧得暖烘烘的。如果外面再下点雪,那幸福就荡漾周遭、遍布全身了。
土炕简直是浓缩的生活图景。姥爷请人在土炕和墙壁的连接处画了不少的作品。有各路神仙,有飞禽走兽,有花草山水,有亭台楼阁。有时躺在炕上,看着这些绘画作品,真是浮想联翩。这些作品,还有墙上的年画,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艺术的种子。土炕的南头睡着姥姥,北面睡着姥爷,两人相隔甚远,这是他们一生的习惯。
姥爷一生勤劳,走过西口,为做生意的老板当过管家,也做过生产大队队长。他能干善良,厚道质朴,待人极好。对我,更是温情备至。一到县城庙会,姥爷总要带着我吃个油条,买点零碎,然后坐在县城的人民广场看戏。戏园里人山人海,我只能站在姥爷的自行车上,远远眺望。姥爷通常是不看戏的,只是死死地扶着自行车和我。他爱戴顶蓝帽子,卡其布的,褪色不少,在阳光下,汗津津的。戏是听不懂的,只是看着戏台上花花绿绿的演员上上下下,来回穿梭。鲜艳的服饰,油彩的脸谱把单调的县城、单纯的岁月涂抹上了热烈与激情。戏台旁边是新华书店,书店门口,有人摆设书摊赚钱,看一本连环画册、儿童图书,大概需要几分钱。具体是多少,忘记了。
正房旁边曾是二舅的新房。至今,二舅已经近60岁了。二舅妈,那个一生好强朴素的女人。嫁给二舅,她是二婚,她时常和我说起以前的婆家。她是种田的好手,是远近闻名的肯吃苦的女人。几亩西瓜地,在她的打理之下,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不少的收入。记忆里,常和舅妈、表弟、表妹看瓜地。嫩绿的瓜秧,圆嘟嘟的西瓜,为我们带来一夏的清凉。舅妈待我的好,一世记得。舅妈命苦,早早死了丈夫,可惜,自己不到五十,也终归撒手人寰。记忆里,小小的县城车站,她送我回城。每次,她总会为我买一小袋苹果。长长的站台,她推着飞鸽牌的二八式自行车,伫立风里。她胖胖的身子和风里的头巾,已经消散。只剩村头的坟茔和枯草告诉世人,她曾经来过。如今,她用一生的勤苦盖起的砖瓦新房,也无福消受了。
最西边的房子当年归属三舅。三舅妈是本村人。每到农历7月15,当地要蒸“面羊”,其实就是一种面食。小小的我,在姥姥的嘱托下,提着“面羊”给未过门的媳妇(三舅妈)送去。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走过一片庄稼地,走过一个小水潭,追追蝴蝶,再逗逗小狗,路途不远,但我能走半天。那时的阳光可真毒,把整个村庄照得敞亮敞亮的。
姥姥家对门的女人是整个街道的面食高手。这个女人瘦高瘦高的,姿态也很婀娜,但好像眼睛不太好,常常是虚眯着眼睛,但她的“并蒂莲花,双头面鱼”做得最好。尤其是出锅以后,再上点颜色,白底红花绿叶,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她女儿的两个孩子是我童年的玩伴,现在依稀记得他们当年的影像。一到暑假,我们就必定一起,玩他个鸡飞狗跳。较小的孩子在一年“闹年”的时候,让飞来的“二踢脚”炸瞎了一只眼。而大一些的,也在前几年,因为煤气泄漏,中毒身亡。
姥爷家的东房是临时搭起的一个泥坯房。黄昏时分,风箱开始有节奏的呱嗒呱嗒,家家户户便是一片炊烟袅袅。姥姥扭着她的小脚,忙乎着生火做饭。她身体不好,姥爷特地买了一只奶羊,羊奶中再熬点小米,算是极好的补品。我闻不惯羊奶味道,常常端着饭碗,跑到隔壁的王家去。
村里人叫王家主人——“仁元老汉”。他是当地以前的“地主”。由于思想进步,把土地家产都分给了农民,所以没受到什么处分。据我的母亲回忆,当年,他捐献的元宝,满满地摆了一窗台。他家院里有棵榆树,十分茂盛高大。一到夏天,便撑起一片阴凉。我最爱端着饭碗,坐在他家的榆树下、台阶上。任凉风习习,鸟鸣啁啾。“仁元老汉”知书达理,似乎很少和村里的农民说话。过年过节,也很少和人来往。他是寂寞的,即使他把那么多的元宝都献了出去。和我这个城里人,倒是常常聊天。或问些城里的事情,或顺便讲讲仁义之理。记忆里,一到过年,他就会穿上长袍、白白的袜子、圆口的布鞋。他家有个香炉,旁边的蜡烛光焰照人。
他的太太也是个窈窕的女人,身材很好,尤其是那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但女人的婀娜,尽显其中。据说,这个老太太死后,他料理了后事。把自己的妻子安排妥当的第三天,自己也仙逝了。他的儿子也就一并给他们举行了葬礼。生死不离,相伴一生。这就是爱情吧。两年前,他的那个儿子,并非亲生的儿子,瘫痪多年,也死去了。孙子继承了产业,盖起了新房。那棵榆树,连同那个老院,早已夷为平地。只有散落在角落里的片砖片瓦和砖瓦下的蛐蛐吟唱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姥爷家的南房曾是一个牛圈,旁边是一猪圈,猪圈的房顶上搭着鸡窝。这三只动物,从从晨起到日落,一年四季,和谐地相处着。我最不喜欢的是那头母牛。早晨5点,天刚蒙蒙亮,姥爷就催我早起,要我和邻居家的伙伴一道放牛。村庄的北面,是一大片树林。我把牛放到草地上,任由它吃草、反刍、打滚。那些年轻的后生则找片空地,平躺下,吹响柳笛,聊起村里的媳妇来。柳笛,也把年轻的心撩拨的空荡荡的。
我一直觉得村里的张家媳妇好命,找到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孩。这个男孩人长得帅气,还会拉二胡。村庄的正中央有个戏台。秋收过后,戏就开演了。他们不会邀请城里演艺界的名角,一把唢呐,一个二胡,几声锣鼓。“闹元宵”“打酸枣”,来个二人台,再来了山西梆子,不需要喇叭,只那么清亮亮的几嗓子,就唱出个柔肠百转,吼出个地动山摇。曲终人散之后,踏着月色回家。这时,乡村也安静的睡了,只剩下狗叫、蛙鸣。
30年后,当我站在老院的门口,在斑驳的墙缝间寻找我生命的印记时,只剩下一声叹息。村口的那棵穿天杨没了,小河里哗哗的流水没了,那影响我生命成长的人,也都走出了我的世界。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是故乡的那只燕子,飞走了,还能找到曾经筑巢的屋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