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修忠大爷与我的老丈人同里，他所住的小屯儿，就在我的村后，不足五里，因而我在乡下时，曾多次拜访。老早就听说了，在邻村有一位赶着老牛车的农民记者，总写稿儿，只是未得一见。后来结婚后，经常往来于两个村落之间，才有幸谋面了。我们俩属于忘年交，他在写稿投稿方面曾经给过我指导，算得上是我的半字之师。

　　那小屯儿生得奇。屯中多大井，家家户户不管远近，早晚挑水，对外村来的新姑爷是个考验。地势由东向西一面倾斜，我看可以叫它“一面坡”了，而就在这屯中的西北角上，凭白耸起一座不大不小浑圆的山包，在山包的周围，依势散布着一些个房舍。入了村，你就沿着弯曲的村路，一径朝西北的山包走，付修忠大爷家就在山西，靠甸子，把头的一家。

　　三间泥土草房，搭着瓦沿儿，石头院墙，两扇木桩与木板钉成的厚重的柴门。门旁有两棵几十年树龄的老榆树。农闲时，我就站在树下的柴门那里叫门，惹得他家的一条黄巴间的老狗，瓮声瓮气地咬。大爷看到或听到，就推开房门出来了。先朝我扬了一下胳膊，算是和我打过招呼了，继而喝退了狗，就迈着细碎的步子向我快步走来，低着头，似乎还在构思稿件。花白的头发梳着分头。

　　到近前了，相当热情，寒暄几句，就把我往院里让。院落很规整，左侧碎石的园墙，砌成一块玉儿的刀切面儿了，墙头上箍了泥土的墙帽，齐齐严严秸秆的障子，插成了网格状的花。障子与墙头上爬满了猪耳豆与牵牛花。小园中的蔬菜，正蓬蓬勃勃地生长，整齐的菜垄依稀泛着濡湿的黑土。一把撅头，放在了垄头。盛满水的二缸，坐在园中，敞口于骄阳之下。

　　院脖不短，走到头，左转，便步入房前的一条儿院落，一块大玻璃的窗子，格外明亮。房子很老了，进门入东屋，一席北炕，一张破旧的写字台摆在窗前，两把旧木椅分列左右。我在一把椅子上落了座，大爷已用一把白瓷壶沏上红茶来。窗台上绿色翘脚的济公瓷人儿裂了纹儿了，用透明胶布粘着。我起身趴在案头，看起了挂在墙上的相框，有两张相片吸引了我。一张是几十号人的合影，大爷说是在甘南县城参加什麽会照的，该不会是音河笔会吧。另一张是二十几年前的一幅黑白老照片，三个人的文友半身合影，大爷居中，风华正茂，两旁的两个年轻人搂了他的肩，三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大爷原籍山东，说话略带山东味。他很健谈，风趣幽默，句句不离乡村的土话俚语。谈到尽情处，那眼睛里就闪着贼光，透露着狡黠。常常向我鼓吹新闻媒体的厉害。“干这行的没人敢惹，到村上去，书记都得高看一眼。他对好了，咱给他往脸上擦胭粉，唱赞歌，歌功颂德。否则，他要是把这伙人给得罪了，那还有他的好？掀他的热被窝，抖他的丑！给他奏哀乐，做他的掘墓人。”说这话的时候，他背靠着椅背坐着，脖子硬挺挺的拔着，眼光里充满诡异，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粗糙的手掌里正捻着棵手指粗的旱烟。接着，说起了新闻媒体中的水分，大爷甚至张口骂娘。“你看那报纸杂志上的大葱广告照片儿，好家伙，赶上树了。他妈的他拿着相机从根儿上往上照。”并从凳子上哈下腰，撅着屁股，头脸贴着地，斜着眼睛让上看。我听到他的话，又目睹了他的滑稽样，忍不住放声大笑。

　　早年间，大爷曾经嘲弄文学，有散文《月光下的情丝》与朦胧短诗《红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近些年，文学的东西不咋写了，热衷于农业科技小品文与新闻稿的写作。我见过他在市报上发的《施肥看天气》与《杏树的剪枝增果》，大概还有《老母猪的产后护理》。大爷是土生土长的一辈农民，一位庄稼院里的老把式，他是最有资格写出这类充满乡土情调的东西的。他无愧于农民老记者的称号。他的笔名也饶有泥土味，叫益农。他曾问我：“你有书房吗？你有百宝囊吗？”我直摇头。他便起身，领我进了西屋，满屋子的纸张气。屋内也有一张北炕，炕上靠西墙堆了几大摞子的陈报纸，快顶棚了，都用塑料布苫着，上面落了一层灰。地下靠西墙，放了两张桌子，桌上有个小书架，摆满了各种杂书。而东墙上用木板和钉子做的简易衣挂上却没挂衣物，挂着一排新近的报纸与杂志。其中，有《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农民科技周刊》，还有《甘南报》，杂志有《人生与伴侣》等。邮递员每周两次由乡上骑着摩托车跑几十里路到村里，把报纸杂志以及全村的信件一股脑儿都送到他的家中。这里，俨然成了一个报刊书信投寄点。片刻，大爷即带我出来，又进东屋。他这书房轻易是不放外人进去的。至于那百宝囊，他却不肯给我看，天机不可泄露。我听说，大爷对中草药还很有研究，略通医道，尤其是妇科。

　　前几年，大爷加入了作家协会，喜对老伴儿说：“晚上弄两个菜，咱俩庆祝庆祝！我是作家了。”大娘却说：“啊！那你以后就在家坐着。”大爷哭笑不得。说起订报纸的事，大娘说：“原来我管他，不让他花钱订那玩弄，可他不听。现在我也不管他了，他就好喜那口，不管咋紧，没钱他抬钱也订。”

　　经常有莫名的组织或征文办不辞劳苦，长途把信寄到偏远的山村他的手中，张口闭口都管他叫先生，神经兮兮地告诉他，他的文章获了金奖了或他入选了中华还是世界啥名人词典了，让给寄去几百元的包装费或是什麽邮寄费，给文章上书或寄金牌。大爷早就对这帮家伙彻底绝望，就给他们回信，只寥寥数语，说：“登就登，不登则弃之。”转而对我：“我花几百元就买他个铁牌子？以后，不给实惠，绝对不能干。”那言语之中充满了坚决。

　　他家的房西是一片开阔的草甸。有一次我去拜访，他就在房西。从西墙口细树枝绑成的木门出去，见大爷正在甸边儿，放着十来只拳大的小鹅。甸子外，遥望着一带连绵起伏的青山。房西零星地长着十几棵钻天的白杨，树空间自刨了一小块荒地儿，种了几垄肥实的蛤蟆头烟，那嫩绿的叶子跟小蒲扇似的。大爷与我进屋，案子上放着一篇刚写就的散文稿子《夏日印象》，文章很精短，满纸的乡间景事。他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简易的毛刷，在手里抚弄，那是用狗尾巴尖的毛，自己扎的，说是要研究鸟虫书。

　　大爷是个地道的农民，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不曾离开乡村，然而他这一生注定与纸笔结缘。他满是泥土味的身上一旦粘裹了书卷气，便再也抛舍不开。也许当他正在田间劳作，或是在家里的房山头给烟稞打尖的时候，一个粘满了泥土的念头，便就像小园中猪耳豆与牵牛花的蔓子一样，迅速地爬上脑际。待他坐在书桌旁，一篇稿子就立马应运而生了。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快乐与满足，村里别的农民是根本无法体悟的。在乡间，他该是一个多麽有情调的人啊！我想村中唯有他，才懂得去迷醉于夜晚，在某一个月黑头的夜里，于寂静的村路上，独自地散步。或者，在满月挂上了榆枝的晚上，站在院落里或登上房东的小山去观赏月色。而在别人的眼中，午天半夜的不睡觉，不是神经病，就是贼。也唯有他，久违重逢，就会伸出粗糙的手掌，于村路上众人前与我行握手礼，并言语之间透露出喜欢我称呼他为付老师，而他在村里一天孩子王没当过。在村中的老农里，除了他，更不会有谁，会从报上听到一丝风声，敢于在小园里种上半亩药材。上秋，像柴似地装了满满的一牛车，从村子里赶出去，到几十里外的小城里卖个稀罕，引来村人一路怪异的目光。

　　我离家好几年了，不知大爷一向可好？岁月无情，他肯定在慢慢地苍老，如村口皱皮的老榆。我想着他的时候，信笔在纸上写下了两句话：俚章三村益，塞北一老农。横批：垄上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