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以后,过春节时父亲照旧自己写春联,不仅屋外的门要贴春联,里间的屋门也要贴春联,屋里屋外,贴得红红的,这完全是按农村老家的风俗习惯,父亲最喜欢写的一副春联是:“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我对这副春联尤感亲切,它使我想起农村老家的景象:每到春天,家家的小院,临村的山坡上,杏花竞放,漫山红遍。山上开的杏花,不仅来自人栽种的杏树,也有野山杏树。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都饿着肚子,人们的眼睛,比山上的野草还绿,是没有人欣赏这像野火一样燃烧的杏花的。但是,满山的杏花,还是能带给人一些欣慰:当杏花开后,度过春天,进入夏季,杏子成熟,山杏的果仁儿,可以和碎米、米糠、野菜一起做成杏仁粥,起到充饥果腹的作用,杏儿粥的味道是苦苦的,香香的,很好吃,吃多了,嘴唇发麻,这是轻微中毒的表现。时至今如,当我闻到那浓浓的杏花香,总感到有一种山杏仁的味道。
以后,我们家搬进了城市,我对山村那片像野火一样的杏花的记忆,总和我的一段童年联系在一起。
每年春天,也有杏花在城市开放。杏花,成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道风景。这座城市有一条街,叫地直街,顾名思义,这条街是地区首府所在地,街道的一侧,除了首府大院,集中了地区行署的直属机关,这些机关都用一道红色的围墙围裹着,春天绽放的杏花,大多都来自这些围墙内。街道的另一侧,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座公园,公园里也有很多杏树,每到春天,花红似锦。街道两边,载着细柳,柳丝乍绿,朦胧如烟,与杏花相映衬,成了这座城市一道亮丽而婉约的风景。
那几年,也就是我们进城后的那几年,地直街的杏花开得特别红火,几乎所有大院里的杏枝,都伸到了院外,半条街都是红的。然而,杏花开得最浓艳的地方,也是这座城市气氛最阴冷的地方:杏花掩映下的红墙,用白石灰刷写着大字标语:打到xxx,打到xxx,这些名字是红墙里的重要人物——在杏花盛开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们关心的是这场政治运动,没人欣赏这开得红红火火的杏花。
我父亲不是红墙中人,但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冲击,我们全家人的日子是在苍白的时空里度过的。每天上下学,我走在杏花盛开的街上,可心情亮不起来,杏花,就像笼罩在这条街上的一团红色云雾……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期,是杏花开得最旺盛的时期,后来,一些年龄大一些的人也这样回忆说,这个城市的杏花,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开放过。
那时,美是一种罪恶,包括来自大自然的美。养花是被禁止的。家家居室里和阳台上花卉,被当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成了革命的对象。街上的的那些杏树,除了春季那暂短的花期,它更有夏季的阴凉和果实,而果实和阴凉是没有阶级性的,至少造反派们还没有找到,他们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那场没有硝烟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忽略了这些杏花的存在,反倒给这些杏花留下自由开放的时间和空间。
后来,动荡的日子平静下来,父亲也灰复了正常的工作。春节前,他拿回一组画,作为年画。画幅是竖式的,四幅为一套,是纯古色古香的国画,画的全是自然风光,使人眼目一新,同时也感到惊奇和困惑,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当时的政治现状:当时所有的画,其内容都是革命样板戏剧照中的英雄人物,或者是工农兵人物。四幅画按春夏秋冬景致排序,首幅画的标题为《杏林十里》:起伏的山峦,杏花红遍,灿若朝霞。第二幅标题为《柳荫深处》:翠柳丛中,摆放着几只蜂箱。另两幅画,记不清标题了,只记得有一幅画的是核桃。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国家外贸部门发行的农产品出口宣传画,父亲在外贸部门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单位的节日礼物,获得了一套这种宣传画。经济领域的春风,吹开了纸上的杏林,这是一个好兆头。社会的气候似乎也开始回暖了,地直街上带着打到xxx字样的用白灰涂写的标语也不见了,不过,街上的杏花却减少了。红墙院内的人,开始打造身边的环境,扩大场地,铺设草坪,杏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使人们真正告别杏花的,是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整条地直街被重建,新建筑代替了旧建筑,杏树的影子从此在街上消失了。新街道宽阔敞亮,也栽上了新的树木,然而我心中却充满了对那片杏花的眷恋——不知何时,她已成为我的梦中恋人!
一天,我看到本市的一条新闻报导,说市区的某街道,栽植了单一的树种:桃树。为的是叫本市市民或外地游客,能欣赏到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桃花一条街,现在已是桃花开放……我心中大喜,桃花是杏花的姐妹,桃花面依如杏花面,我立即骑着自行车前去拜访,我来到那条街,见果然有桃花开放在街道的两边,形成了两条长长的锦带。但此花开非彼花开,奔驰的车辆,喧闹的人流,夺去了花开的静谧与清幽,也夺去了芳香与色彩,虽粉絮满枝,但风韵全无,我心中不免一阵怅惘,有一种失落感,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崔护的一首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我将其改动了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去年今日此城中,
人面杏花相映红。
杏花不知何处去,
人面依稀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