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婶屋前有棵柿子树，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村里再找不出第二棵像它这样旺盛的树了。听人说这树是六叔亲手栽下的。无论冬夏，六婶都爱在那棵柿树下坐坐。

　　去年冬月的一天我回老家，刚进村远远就望见柿子树下坐着一个人，仔细瞅瞅果真是六婶。

　　六婶就像冬日枝头上的一枚干果：八十三年的朔风吹皱了她当年红润的脸庞；八十三年的雪花染白了当年乌黑的秀发；八十三个寒暑像变戏法似的，把一个当年方圆十几里都闻名的俏媳妇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六婶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和丈夫分手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星稀月瘦的夜晚，月牙儿在天上时隐时现，它似乎不忍心看六婶哭肿的双眼。柿子树下六婶怀抱着儿子，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不停的洒落在儿子熟睡的脸上。身材高大的六叔无限疼爱的注视着妻子清秀的脸庞，他用手指轻轻的理顺了妻子被风吹乱的发丝，又摸了摸儿子的小脸，便转身离去，去执行护送首长的任务，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夜幕中。月儿斜挂在柿子树上，怀抱儿子的六婶望着远去的丈夫一动不动的站在柿子树下，仿佛一尊塑像。

　　黄河滩上为了躲避敌人的一颗炮弹，六叔奋不顾身地扑压在首长身上，从此这个25岁的关中汉子再也没能够起来。那里的黄土过早地掩埋了这位优秀的地下党员。噩耗传回村子，全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在众人眼里，六叔是个知书达礼，温厚朴实的人。六婶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讲一句话不合一会眼，呆了似的在炕上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给六叔刚刚做好的新鞋。村里的大娘大婶、小媳妇小妹子轮换着来劝她，善良朴实的农家妇女陪着她一起抹泪，她们用亲切的乡音向她自古至今，由远及近，从苦到甜地劝说着，乡情浓浓，乡音炙人。六婶是个明白人，她终于打起精神和未满二岁的孩子相依为命地往前过活。

　　从此月光下常常看见六婶手里拿着给六叔做的那双新鞋，独自坐在柿子树下。听着柿树叶子沙沙地作响，六婶仿佛又听到丈夫亲切的话语声，声声情真意切，她便会忘掉一切忧伤；背靠在粗大的柿子树上，六婶仿佛又依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坚实，她便会浑身都是力量。

　　土改时，六婶积极参加村里的一切活动。成立合作社时，她第一个带头加入。她说：“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父亲）丢人，我要对得起他”。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六婶样样事情都走在先，成了全公社远近闻名的妇女队长。那年“三八”妇女节，六婶到县上开会，面对台下数百名妇女代表，她依然重复着那句：“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丢人，我要对得起他。”

　　挺拔的柿子树，不避寒暑不忌月圆月缺像忠实的卫士始终坚守在六婶屋前。烈日炎炎的酷暑，柿子树像偌大的一把伞，手摇纺车的六婶常常喜欢在树下纺线。纺不尽的长线恰似六婶对丈夫无限的思念；吱吱的纺车声道不尽六婶对丈夫满腹的心里话。

　　柿子树下同样是吉庆和小伙伴的乐园。童年的吉庆常常和伙伴们在柿子树下斗蛐蛐、抓子儿、摔跤、滚铁环，天真无邪的笑声从柿树下传向很远很远。柿子树叶子哗哗地响着，仿佛六叔也被这群小顽童逗的开怀大笑。

　　乡间小道上走大的吉庆，从小懂事好学，性格像六叔一样忠厚善良，人见人夸。1962年他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听说还当了一个不小的官。村里人高兴地说六婶总算苦海出头了，从此可以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了。儿子和媳妇曾多次回来接六婶去京，但她总是不肯。即使去了住不够两个月就非要回来。她说：“热炕难舍，故土难离”。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六婶是丢心不下她那棵柿子树。那棵几乎要陪伴她一生的柿子树，是她的支柱；是她的依托；是她倾诉心声的对象；是她独享安乐的天堂。在六婶眼里柿子树就是六叔，生生死死都应厮守一起，她不能让她心爱的柿子树孤独地守在自家屋前。

　　看着闭合双眼陷入对往事追忆中的六婶，我想起今年清明节我去烈士陵园扫墓。在六叔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献上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我敢肯定，六叔闻着那淡淡的清香，一定会更加思念那个名叫“白玉兰”的模样俊秀、性情温柔的妻子。

　　我祈盼那棵柿子树永远枝繁叶茂。我祝愿六婶能永远快快乐乐地坐在她心爱的柿子树下，独享她心中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