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武乡县，民间曾活跃着一支庞大的文艺队伍，老百姓把他们称作“宣传队”或“盲人说书”。他们常常三五成行，走乡串村，不仅用精湛的演艺给老百姓送去乐趣，同时也借说唱让乡亲们了解到更多政策和知识。而今随着各类媒介的出现，再回老家已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

　　常记得小时候，村里隔三差五就有“宣传队”来演出。他们有的全盲，有的半盲，穿一身打满补丁的中山装。所到之处，都是挑着全部的家当，铺盖、被褥，还有说书用的月琴、快板、二胡等一应俱全的家伙。当然，最鲜眼的还是他们人手一根五尺多长的长棍，看似寻常一物，对他们来说可有很大的用处，即充当了探路的双眼，又可作为防身武器让那些流窜的野狗不敢靠近身边。队伍一般由三到五个成员组成，走到最前面的负责引路，在他身后的便依次用手搭着同伴的肩膀向前行走。

　　之前还在“大街门”居住的时候，离老屋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空地，总是绿树成荫，飞鸟成群，每到农闲或饭时邻居们便聚拢到一起纳凉、聊天，或者听年长的爷爷们讲村里过去打鬼子的故事，我们这些小孩子则是少有的安静，个个儿坐在石板凳上听的入迷。

　　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长，接待“宣传队”的任务自然就变成家里的一件大事。

　　记得那年，三伏天热的出奇，收完麦子，父亲在院子里拾缀剩余的麦秸，也是为家里的老牛储备冬天的粮食。我们一帮小孩子，则坐在父亲刚搭好的秋千上荡漾着，尽情的游戏。忙了一天就要准备歇息时，邻居伯伯回来稍话说让去大队领“宣传队”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小不点来说，甭提有多高兴！

　　也怪，村里每年七月都要请上党落子剧团来唱三天大戏，“是给老焦爷唱的戏，也叫“祈雨戏”村里人这样说。想想也是，每次唱完戏总要落一场好雨。有时还有人到学校放一场露天电影，或者牵只猴子在村里给那些年长的人磕头换玉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偏偏对这“宣传队”感兴趣。

　　那天一共领回家四个人，除一人还算年轻外，其余都是六十岁开外的老人,一路上他们无话不说。一位老人搭着我的肩膀，手里的长棍不时和路面交汇，声音是那么清脆。奇怪的是，一路之上我一直也没敢看他的眼神。

　　演出安排在晚饭后进行，他们稍事休息，便坐在炕上擦拭手里的乐器。此时，我才看到他们也有舒展的笑脸，如果不是那双眼睛何必走乡窜村干这个营生。一张旧月琴已经粘满各种颜色的胶布，手里的二胡，他们一会放在耳边听听，一会又用鼻子闻闻，不多时屋里便传出几声爽朗的笑声！湛蓝湛蓝的天空真的连一块云彩都没有飘过，母亲烧了开水，让我加糖给他们送过去。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大街门”早已站了好多人。几位伯伯还为他们搬来家里的圆桌、椅子。也是，我家的饭总是没有正点，让大家等的心急。

　　那天说的是哪个朝代的什么书，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天在场的人无不为他们的说书而动容，其实在他们苍白的眼眸里，何尝不也噙满泪水！后来听父亲说，他们都是海珍师傅的徒弟，他们说书“哼哼”是出了名的。那夜，他们照例住在我家的隔壁。

　　乡村的夜晚，除了河沟里成片的蛙鸣，偶尔对面的山上还会有几声狐、狼的叫声传来。父亲安顿好他们，母亲和我给他们准备好洗刷的东西。那一夜，好像我们都在失眠。已经很晚了，隔壁还能传出他们轻触乐器的声音，时而委婉时而说唱。是啊，下一个黎明他们又会到什么地方？

　　时光匆匆已过去那么多年，如今回到村子再也看不到“宣传队”的足迹。所以怀念，那段快乐的时光真的已经走远，成为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