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这半年，耳朵聋得厉害。不仅听不见门铃，就连“嘭嘭“的拍门，“咚咚”的擂门，调皮小孙子“哐哐”的踢门，都听不到了。

　　每次回家，走在单元入口，就能听到声音很大的戏曲音乐，那就是从二楼东户我家传出的声响。老太太一定是在看电视的戏曲频道,声音大得扰民，引得楼上楼下和对门邻居纷纷找我抗议，我只得给人家赔不是，多次表示歉意！

　　我只有从她最在乎的事情入手，让她关小电视声音。我贴在她耳朵上，大声说，这个月多交了十好几块钱，都是电视音儿大费的电！她点点头答应了，但看起电视来，仍是最大音量，因为，她真得听不见。所以没有钥匙，是进不了老人家的。什么物业呀、亲戚呀、邻居呀，随便你把门擂得震天响，老太太是不会给你开门的！前几年，她耳朵有点背，只要打家中座机，她还是可以接电话，然后扶着助步器去开门的。现在，家里的座机，真的和她的耳朵一样，成了摆设。

　　她知道自己的毛病，除了在卧室躺着，就是坐在最靠门口的沙发扶手上(那里略高一些，坐沙发里她不好起身)，等着门响好给孩子们开门！每次回家打开门，看到她在门口坐着，等着给我们开门，心里一阵酸楚。母亲勤劳利索了一生，现在老得连给我们开个门的能力都没有了!她经常对我说，什么忙都给你们帮不了，活成了废物，还不如死了好！我无言以对，只有大声劝她:别老说这些，阎王爷爷不要你，你就慢慢活吧！

　　她是这个家的无人任命但至高天上的节能督察，她把这个职责履行到极致。如果谁不能及时关灯、关电扇、关水龙头，都将受到她及时的督导！我们习惯在她的训示下，不仅把电视机画面关掉，电视机电源也关掉。有一次，她问我，那个小红点亮着，是不是也费电，我一看，原来是电视下边机顶盒的电源指示灯，从安装开始，一直在红红的亮着,便不以为然地说，那费不了多少电。她说，反正得费电啊！我说人家都不关！她坚持说，咱管人家干嘛，费电就关了它!后来，我让三弟买了个插排给她安上，让她关电视时按下插排上的圆纽断电，看到小红灯不亮了，老太太才彻底放了心！

　　她对水电的节约达到惊人的程度，晚上卧室从不开灯，一直借用阳台窗户外路灯的光亮。看到坐便器冲水冲劲太大、用水太多，便让保姆关掉马桶水箱的进水阀门，然后，让卫生间洗拖把的水龙头慢慢滴水，用塑料桶接水，这样用水水表不跑字儿。她说来串门的邻居告诉她，整个小区上点岁数的都这么干，谁不干谁吃亏，她不知道增加公摊水费，也会有她儿子的一份！她让保姆用水勺子舀水冲大小便，以为这样可以为她儿子儿媳节约很多水费，结果弄的卫生间尿骚哄哄。我每次回家见到马桶水箱的进水阀都是关着的，责问谁干的好事？保姆说这都是老太太的要求，只得又好气又好笑地放开水阀，使劲冲洗一番。我离开之后，老太太一如既往、照关不误！

　　由于我和妻子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回家有半小时的高速，到家都是在傍晚。赶到楼下，仰望家中的窗户，希望中的温馨灯火总是漆黑一片。开门进家，母亲便在黑暗中说句:怎么才回来！我一边回答下班晚或堵车，一边埋怨为啥不开灯。保姆解释:大娘不让开灯!我赌气“啪“的一声，打开灯。娘被突然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一边用手打着眼罩，一边埋怨说:什么活不干，开灯什么用！黑影里还耽误说话吗？保姆告诉我，担心老人生气，平时两个人总是在黑暗中待着，借着楼外的光亮来活动，电视只要老人不看，她也从来不看。真的难为人家保姆了！

　　她嫌保姆给孩子打电话时间长，没完没了紧啰啰。我说花人家的电话费，你管那个干嘛？她说，她手机打没了电，还不得插咱家的插座充电?老人家真是洞察秋毫，这我倒没想到！ 大年三十晚上，新年钟声响起、窗外那一阵鞭炮声响过，我刚躺在床上，听到她在卧室大声叫我，语气很是焦急。我赶忙跑过去，问她有什么事情，担心她那里不舒服。她说厕所灯亮着哩，我说你儿媳解手呐!再说，今儿不是三十吗(我们老家风俗，初夕守岁灯是不能灭的)！她才说，我忘了！还寻思你们忘了关灯了呢？光亮客厅的灯，有个过年意思就行了，多余的灯关了吧,灯亮着，睡不着!

　　每次节假日聚会结束，孩子们陆续向她告别，回各自的小家。她坐在门口，像检阅的首长，认真打量每一个孩子，好像下次见面要很长时间。叮嘱穿的少的多穿衣裳，好落东西的别忘了手机、钥匙。她虽然干不了活了，却满眼里是活，叮嘱空着手下楼的孙子，顺手把厨房的垃圾袋子捎走。还会特别交代，里面空酒瓶别丢了，存在地下室攒着卖钱！

　　这几年，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进门，能看到她坐在门口等我回家的样子，那怕她整个身子都淹没在黑暗里，我的心里就有无限光明！只要她还坐在那里，我心里就踏实！最耽心她身体不舒服卧床不起，更怕有那么一天她离我而去，沙发只剩下宽宽的扶手，我再也没有了当儿子的资格！

　　心中最不忍的，是告别出门，我真的担心，我下次进门，我见不到她坐在门口等我、送我的样子！我故作轻松地拽拽她的大耳垂:老太太，我走了！她就像一个粘人的孩子，表情带着不舍，说:怎么这就走吗！我离家出门，她把我从头到脚的打量，仿佛要把儿子装到眼睛里。在我即将关上门的那一刻。她说，回来，把你肩膀上的头皮屑，掸掸再出门！我低头一看，果然头屑俨然。我很纳闷，老眼昏花多年的她，怎么会看到我肩上的头皮屑，她怎么就发现了我出门前对着镜子梳头时，少做了一个掸头皮屑的细微动作！母亲眼里容不下儿子有一点瑕疵，她永远希望自己的儿子从头到脚干干净净，出门在外有头有脸！我走到天涯海角，身上都带着母亲的眼睛，时时刻刻在注视我、提醒我、关心我！

　　母爱有时候是不讲理的！我放假在她身边呆多少天，她也从不问:多昝去上班啊！回家多早，她也总是说:怎么才回来啊！住多少天，她也不觉得久，还是那句:怎么这就走啊！ 我说，娘，我得去上班啊！

　　这个班儿，在她心里是神圣的。只有这个班儿，才是我可以离开她的充分理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赶上国家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好形势，为了这个班儿，她节衣缩食供我上学，身心俱疲在地里劳作，盼的就是，我能够跳出农门，不再重复她砸坷垃、拽牛尾巴的命运，能走出庄稼地、吃上国家粮，有一个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差事，过上体体面面有尊严的生活。当我成文革后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和摘掉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落实政策到公社医院当医生的父亲，在同一个月份领到国家发的工资。昔日她这个在村里被管制家庭的下等人，此时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心中是何等的欣慰。当时她已经五十出头，本来可以把地转包给别人，她认为，包出去不如自己种地收入高，硬是坚持着自己种地。有一次，看到她一个女人在水沟里，一趟一趟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水桶浇棉花。在旁边，邻村放羊的老头问他，大嫂子，家里几口人，这么些天都看到你一个人干活，你家没个男人吗？娘笑着说，三口人，俺儿和他爸爸都上班，哪有空干这个！一身庄稼人的疲惫不堪，口气却满是高人一等的傲娇。那人感慨，嗐，三口人过日子，两个人上班，你还种这点地干嘛！娘说，咱个庄稼人，不种地了怪闲得慌？村里的人说，咱整个东队，下地干活的，我是年龄最大的，棉花是最好的。这个“最好”，是娘比别人多付出的汗水和苦累换来的啊。那是个七月，我到死也忘不了。她说起当年津津乐道，对我和父亲的班儿，全是得意和自豪，没有丁点儿悔意和怨气。对她来说，尽管是那样的不舍，但她始终明白：儿子是公家的人，领着公家的工资，理应给公家办事的道理。所以对上班儿，她是什么时候都认可的！

　　啊，母亲，我将带上的你期待和依恋去好好上班，你在家里好好等我，就这样一直等在那里，永远不许变卦，我的八十六岁的老娘！只要有你在，当了外祖父的我，就还是一个能够盼着回家的孩子！

　　你一定等我，---我的坐在门口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