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我的喜欢和不喜欢散文

　　一个生命从指间滑过，就如一颗沙粒从被风吹起，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什么。

　　——题记

　　我喜欢萧红的态度，在战乱纷飞的时代，不过是希冀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文学是私密的，也是作者掏空身子用血泪写就的，不走进嗅一下那带着汗水的盐丑味和带着血液的腥臭味你是无法知道文学的伟大的。“ 一个肚子凸的馒头般的女人，独自的在窗口望着。她的眼睛就如块黑炭，不能发光，又暗淡，又无光，嘴张着，胳膊横在窗沿上，没有目的地望着。”（《弃儿》）这是萧红凭着本能写出的文字，带着光却照不亮命运，带着热却温暖不了自己的子宫。我不认为这些文字是有意义的，它不过是一个女人在放弃自己后对于自己的自画像；我认为这些文字是有意思的，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从所没有的情感震颤。这是文学的魅力——不问意义，只求有意思。

　　我喜欢李樯的态度，对于一个人物传记电影，他放弃了主观的讲诉，选择了摆事实的手法。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彻底的讲明白萧红，我也不认为一个人能真正讲明白那个时代。我们所触及的到的不过是落满灰尘的冷冰冰的史料，这都是经验性的。李樯在写《黄金时代》是小心翼翼的。我喜欢这种小心翼翼。就像我们在打桌球的时候，我们挥杆打红球，红球碰到白球，白球入洞。如果我们问，白球为什么入洞，你不能说是因为我挥杆的原因——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红球碰到了白球。对于萧红这个历史人物，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拍着脑袋就说，她就是这样的，因为摆着你面前的只有史料。

　　观众太习惯了这种拍着脑袋式的讲诉历史人物的手法了。所以，当李樯像求证数学命题一样用“证伪”的方法写出了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往往是无所适从的——因为我们的哲学教育已经被荒废了太多年了。我认为李樯是在借自己的创作态度给我们补了一堂哲学课。我们的知识全部都来自于经验，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证伪”。与其把这部电影叫做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不如把它叫做“什么不是创作者和观众想象的萧红”的证伪题。这样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是多数国产历史题材所缺少的诚意与能力。

　　我喜欢导演“布莱希特”的处理手法——让“历史人物”站在镜头面前来交代故事的背景和当时自己的心声。可是导演布莱希特的又不够彻底，导演企图拒绝观众，可是这种拒绝又不够彻底。

　　我尤其是不喜欢电影的结尾的'。电影本就应该在萧红死的时候戛然而止。一个生命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导演借着萧红的口，又企图代替萧红说些什么；导演甚至借着萧红朋友的口，露出了对于萧红的评价。这就好像在一本宣扬纯理性的哲学着作的末尾加上了一段既具有煽动性和极感性的文字。这是一个愚蠢的自我解构。这也是一个愚蠢的对于萧红的自我代言。

　　我不喜欢对于这部电影的某些不负责的评论。有些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太过于碎片化，有些人认为电影的台词处理的过于混杂。也许这些观众读了太多的历史学者的归纳出来的着作，或者太多好莱坞式的传记片吧。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传记片的态度。对于浩繁的历史，我们就如一个原子般渺小。我们所能接触的历史本来就是碎片化，甚至是断层的。试问作为一个编剧，他又能有多大的勇气拍着胸脯用自己的想象完善那历史的缺损呢？我们是追求对于求真的勇气还是追求所谓完整性的意淫？

　　我不喜欢某些观众嫌这部电影的时长过长。理性的来说，李樯的这个剧本是恰到好处的（除了结尾），增减一处都是不合适的。其实这是一种惯性思维的使然，观众所接触的大部分电影都是120分钟以下的电影，突然来了一步3个小时的电影观众在惯性的作用下必然会质疑和不满。观众没有勇气接受超过自己日常经验的东西，选择沉睡在自己熟悉的经验之中，虽然这种保守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成熟和懦弱耳朵表现，这也是我们的电影创新力缺乏的一个原因。一个好的电影除了需要成熟的创作者，何尝不需要成熟的观众呢？

　　一个生命的消逝，就如一粒沙子被风吹走。电影应该讨论的是它如何消逝的，而不是讨论它应不应该消逝，它值不值得消逝。因为“值得”或者“应该”本身就是留给观众自己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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