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次提笔，想为我的爸妈写点儿什么，可总是静不下心来。我知道回忆需要安静，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下雨的星期天。双手托腮坐在窗前，细细端详雨中那个清新却略带苦涩的世界。白桦树下那一阵清风，那一串雨露，那一片再也回不去的落叶……所有这些，都让我渐渐归心于平静，手中的笔已在不经意中走进了老家——

　　我出身在浙北的一个小农村里，爸妈是再也朴实不过的农民，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平淡、真实。

　　任凭异乡的岁月如何淡漠，我对家的记忆依然清晰。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他的亲身父亲在生下他后便和我奶奶离了婚，而我爸则跟了他的母亲，因此在当时的家庭环境里，我爸的生活处境相当的艰难。后来我爸跟我聊天的时候经常谈起他的读书时代，他说，那些日子经常背个书包再牵一头牛，经过学校时，把书包往教室一扔，然后开开心心地放牛去了。

　　父亲不爱说话，很沉默，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的诚实、善良和热心，村里如果谁需要帮忙，只要招呼一声，刮风下雨，他都乐此不疲。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每逢大年三十，村里人都把大条大条的活鱼往我家里送，当然不是送给我们吃的，而是要我爸给他们做鱼丸。我爸做的鱼丸可谓是打遍村里无敌手，不仅如此，每次做好后，还挨个帮他们煮好，美其名曰：好鱼丸要配好火候才有好味道。也就因为这个，常常导致我们自家的年夜饭一拖再拖，而我爸却很快乐。

　　因为生活的困难，父亲断断续续念完初一就辍学了，可他对我们的教育是严厉的。记得我刚上“学前班”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文具盒，用毛笔浸上红色的油漆在文具盒的底部写上了我的名字，说：“这样就不怕弄丢了。”可没过几天我还真把它弄丢了（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怎么丢的，好好的放在书包里，怎么会丢了呢？呵呵。）下午放学胆胆怯怯回到家中，只见桌上赫然放着我那个丢了的文具盒，爸爸一脸严肃，问我丢了东西怎么还敢回家。我却理直气壮地说道：“丢了就丢了，现在不是捡回来了么。”只见爸爸迅速起身，拿起文具盒就朝门外扔了出去，我被吓得浑身打颤（记忆中这是爸爸唯一一次对我凶）。后来听妈说，是村里人在路上捡到了，看到我的名字就给送了来。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丢过任何东西。

　　这就是我爸——那个当年瘦高瘦高的农村小伙。

　　也许相对我爸来说，我妈的生活条件要好的多，因为我外曾祖父那时是地主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着一点家庭上的相似之处：我外婆的第一个丈夫在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就离开了人世，这个孩子就是我现在的姨妈。后来，外婆有了第二个丈夫，生下我的母亲。母亲个子矮小，是因为她出生后就患了一种病，四岁的时候还走不了路。

　　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不仅会裁缝，会绣花，而且还会一手绝美的毛线活。那些年，我们一家所穿的毛衣、毛裤、外套、布鞋等等，只要能从缝纫机下走的，只要能用毛线织的，每一样都出自于她那双似乎永远也闲不下来的粗糙的手。印象最深刻的是：读小学那会儿，家里经济非常据拮，即使过年也很难有新衣服穿。心灵手巧的母亲就把我们那些穿旧的外套拆掉再翻新，把里面颜色较新的那层翻到外面，把旧的那层放在里面，再经缝纫机一踩，一件新衣服就做好了，穿着它去拜年，心情很是舒畅。如今，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衣服挤满了我们的衣柜，试问真正合身的又有几件？知儿者，甚是母亲也。

　　岁月在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上印证了它的匆匆和无情，我也在温州工作了5个春秋。这5年来我极少回家，因此一有空，我就会静静地回忆家里的一切，感恩我那艰辛的父母为儿女所付出的点点滴滴。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刚出生后的这几年里，也就85年左右吧，父母不管是去街上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都是靠走路，那时我们姐妹俩的交通工具就是“竹篮”（大家一定很难想像竹篮是怎么回事吧）。父母把我和妹妹各自放在一个很大的竹篮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扁担挑在肩上，硬是把我们一路挑到十公里之远的外婆家。有时只有我们姐妹中的一个，父母就在其中的一只竹篮里放几块石头，以求两边平衡。坐在父母肩膀下悬空的竹篮子里，双手紧紧地拽着两根竹柄，我竟安然地睡着了。

　　等我们长大了些后，家里的那辆重磅上海牌自行车就接任了承载我们一家四口的重任。那会儿，爸爸骑车，我坐在最前面的横杆上，妈妈坐在后座，怀里还抱着妹妹。比起竹篮，似乎要轻松多了。这种现象当时在我们村里非常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路上随处可见。

　　渐渐地，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在我爸爸36岁那年，他买了一辆载重型拖拉机，为了供我们姐妹俩上学，老爸跑起了运输。打那以后，我母亲从没有过上安心的日子，焦急、等待和担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由于起早贪黑，疲劳过渡，父亲大大小小也出了几次事故，最后依然坚持供我们顺利完成学业。

　　老爸对那辆陪伴他近六年的拖拉机是有感情的，以至后来不跑运输的时候还坚持用拖拉机载我们去踏青、游玩。而我的老妈，一个天生晕车的人，却唯独坐我爸的拖拉机不晕，这让我那幽默的父亲甚是感动。搬张椅子坐在拖拉机的后厢里，迎面而来的春风又一次将浓浓的父爱散播、传扬。

　　时间一晃已是2007年了，父母也相继跨上了50岁的门槛。我的一位在县城的表舅替他们在一个花园小区找了一份传达室的工作，工资不高，可爸妈却很满足，他们说：“现在好了，我的女儿也不用给我们老两口寄生活费了。”我听了，心里一阵酸楚，泪水顷刻间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