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其实是很具体的事情，而并不是抽象的事情，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事情，离开了具体的比较，仅仅奢谈什么多元文化，奢谈别国的吸引力，都是很不科学的。

　　我曾经看过不少文章，那些文章往往总是说外国人怎么样地遵守公共秩序，有良好的道德教养，开始，我还信以为真，毕竟我没有出过国，更没有长期生活在外国，所以只能人云亦云。后来，当我亲眼看见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之后，我常常想：那些高看外国人、小觑自己同胞的文章是怎么样杜撰出来的，他们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良心吗？因为在我所看到的外国人的行为中，那些外国人其实还不如中国人——————该遵守的交通规则他们不遵守，不该抽烟的地方，他们却要去抽烟。我心想：这都什么玩意儿？

　　所以，对于外国人的素质，我们用得着鲁迅的一句话————要睁开眼看。对于国人和外国人的素质的比较，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样，爱国也是很具体的问题，容不得任何抽象和片面。有时候，怎么样才算爱国，怎么样又不是爱国，甚至是不爱国，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事情，因为社会现象不是数学中的运算，不是负负得正，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比如北美崔哥，他虽然当初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中国，我们很难说他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因为毕竟离开自己的祖国——————中国的人绝对不是他一个人，但是，从北美崔哥那谈吐幽默、充满了十分生动而又颇含哲理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了一颗为了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的心，感到了他友善的提醒和善意的愿景。

　　如果说崔哥的话是间接地感觉，下面说说我经历的一件事情。在牛莉、郭东临的小品《一句话的事儿》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在2008到2009年之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好几年在铁路上穿行，我多次看到一个有些残疾的乞丐在火车上乞讨。这乞丐穿得不算太差，但是，其中一只袖管里空荡荡的，他明显是一个缺少一只胳膊的人。我也顾不得区分他是真残疾还是假残疾，总是按照我的施舍原则：“从不多给，但是从不让对方落空。”

　　这个残疾乞丐先是对于乘客一顿解释，说他的胳膊是如何失去的，就像是《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然后，拿着他那个职业化的行乞道具——————大瓷茶缸伸向每一个乘客，一边乞讨还一边给乘客们唱歌。虽然那歌曲里的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可是，这位仁兄的形象和嗓子实在不算差，所以，叮叮当当的进账声音————————硬币滚进大茶缸的碰撞声就像一首美好的音乐，让这个慢慢变得冷漠的社会多了许多新鲜的音符，这些音符常常让一些乘客忍禁不俊。

　　又是一次旅行，我再次在火车上遇上了这个乞丐。我下意识地准备掏出一元硬币给那个乞丐，也准备再次听听他那并不标准的歌曲。可是，这一次，我失望了。因为这一次火车上有了三个外国人————两男一女，都是青年人。这三个人一看就是欧美人，结果我和他们一交谈，他们还真是德国人，听我说起贝多芬，其中一个青年忙用电脑临时百度呢!

　　当我看见这个乞丐拿着那个工具————大瓷茶缸向这边走来的时候，我心想：看看你怎么好意思向外国人要钱。你中国话都不太标准，估计也说不好外国语。

　　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一向以职业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乘客的乞丐，这一次，他远远地看见我身边的三个外国人，他在车厢的口子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过来。当离开我们只有三四米的时候，他顿时踌躇了许多，我分明看见他把那个道具悄悄地往身后放，同时，并不像平时一样大声宣传他的残疾历史，而是像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人或者东西似的迅速穿过车厢的中间长廊，逃也似的往另一节车厢走去。我心想：今天这火车特别松，根本不像平时那么坐得满满当当，这乞丐却放弃了乞讨的机会，真的想不到：这个乞丐还真有些中国人的骨气，虽然他平时猥琐而且让人生厌，这一次真的不错。

　　我想：乞丐都会有爱国之心，何况是一个健全的中国人，何况那些高素质的中国公民呢，应该都会有吧。至少，应该从乞丐的身上吸取写什么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