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应该是1970后那几年，在豫西老家四明山上场村家里，我每天任务除了上学便是放牛。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潘河人民公社当干部的二伯父被关了牛棚，他六七岁的小儿子就被送到乡下老家来了，由我们家照料。那时候的乡下农村，还是大集体，生活极端清苦。我的父母靠挣工分养家糊口。我呢，地里庄稼活忙了，学校放秋忙假，还得到地里帮大人干点活，挣个三分五分工。这样一来，放牛的事就落到我这位只有五岁的城里小堂弟头上。

　　小堂弟叫新武子，初到乡下，脸皮白里透红，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说话还有点咬舌，听起来十分亲切，我们全家和乡邻们都很喜欢他。当时，乡下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妈妈顶多给他打几个荷包蛋，还使我多少有点嫉妒呢。

　　那个时候，农村人的工分观念很强，社员们说，工分工分，社员命根。每天晚上，生产队都要对一天来大伙出工情况进行评工分，然后，由记工员记录在工分册上。到年终决算，作为粮食分配依据。当时是人六劳四。人口占百分之六十，工分占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决算。晚上评工分，小新武总是歪着脑袋坐在人堆里听。一天晚上，新武和我拱到牛棚楼上一个被窝里，问：哥，记工分弄啥？我说，工分多，分粮食就多，就有白馍吃。小武子问：我放牛有工分吗？我说，牛也是集体的牛，你放三个牛，一天给咱家挣五分工。小武子听了，可能感觉自己也不是白吃饭的，就带着甜甜的笑意睡了。

　　一个夏末秋初的下午，时令到了白露，农村人打了核桃，收了黍子，豆叶渐渐黄了，村里人都到一个叫窑沟岭的山上扳玉谷，新武和大人们一起把牛赶到地边的坡上放牧，他则在地边玩耍。收工时，每人都担着满满一担金灿灿的玉米穗。我和村子里的人都挑着担子走了，一杆一丈多长、十多斤重大杆秤没有人拿，光秤锤就有四五斤。队长就让小武子背。小武子望着长长的秤杆和硕大的铁秤砣说，我背不动。队长说，给你记三分工。新武听了，竟然动了要背的心思，他二话没有说，背起秤杆，赶着牛群蹒跚而行。

　　窑沟岭距离村子要翻好几道梁，过好几道洼，山路崎岖，十分难走。我们担玉米担子先回到村里，忙着在生产队保管屋仓库里倒玉米，居然把小武子忘了。回到家里，天气突然黑云翻滚，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来。我忙问新武咋不见哩，众人说放牛走在后头。我跑向牛路边看望。只见我家三头牛被淋的水溜溜的向牛圈走来，后面跟着小新武。他一手提溜着两只泥鞋，一手把着那杆沉甸甸的秤杆，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我问，谁让你背这杆烂秤？他一见到我，就哇地哭了，嘟嘟哝哝地说：队长。我大声喊道：你背不动不会把秤扔了？小武子泪水刷地流出来了，哽咽着说：队长说要给记三分工。当时，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我这个只有几岁的小弟弟，竟然也知道了工分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了，历尽千辛万苦，坚韧不拔，就是为了不知道能分几多粮食的几分工分。

　　这场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每当我看到城市生活的幸福孩子时，就含泪想起我那只有五六岁的小弟弟冒雨背大称的故事，恍如昨日，居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