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我即将升入初二的时候转到我们班里来的。

　　他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是在那个人才开始受到重视的年代从他家那个贫穷的地方被招聘来的。由于种种的原因，像他父亲那个年纪的人被招聘，基本上是为了实现全家进城的目的才接受被招聘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的父亲为了他们全家进城打了个前锋。也许正由于此，他的父亲尽管还不到四十岁，憔悴潦倒竟像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

　　待到他的父亲在这个城市站住脚之后，他们就举家来投奔他的父亲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是四个男孩子的父亲，最大的一个孩子已经十六岁，而最小的一个却还不到五岁。他的父亲话不多，整日里低着个头，驼着个背，抽着最为劣质廉价的烟卷，一幅愁眉苦脸的被生活压垮了的倒霉样子。据说每每到了学校开学的时候，他干脆就是一筹莫展。想借钱又开不了口，简直能把他窘死。转入我们班的这个孩子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瘦瘦尕尕的，气色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一点都不像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作为班干部，我思想觉悟很高地对老师把他安排成我的同桌一点意见都没有。我想我作为百姓家的孩子，最优秀的品德就表现在绝不嫌贫爱富，跟谁都见面熟。我喜欢说话，也喜欢跟我乡土气息很浓的同桌说话。他的乡音很重，普通话几乎不会讲，跟别的同学很少搭腔。我对他的农村生活充满好奇，总是问这问那，问他们的年怎么过、新娘子怎么娶、不上学的时候都干什么等等。有时侃得高兴，总不由得咯咯笑起来。我看得出，他对我这个同桌也非常满意，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从不避讳地告诉我他们家的很多事，诸如他一点都不喜欢他的父亲。别看他在外面温顺谦和，回到家则像狮子老虎，看什么都不顺眼，哪个惹了他可有一顿好打的，包括他的母亲。他说他一点都不喜欢回家，我问他喜欢上学不，他说喜欢。我问为什么，他却说是因为我是他的同桌，爱笑的我不由得又笑起来。

　　后来他的母亲受不了他父亲的牢骚满腹、脾气狂燥，开始琢磨着自谋生路。他母亲做的第一桩小买卖就是卖肉夹馍。在她母亲出摊位的第一个早晨，他就捅捅我，于是我就看到了放在座位上的一个硕大的肉夹馍。我打开一看，就摇摇头还给了他，告诉他我不吃一点肥肉。他很窘迫地收起来。第二天早上我便吃着了一个不夹星点肥肉的肉夹馍。我嚼得香极了，长大后才想明白那一定是他做贼似的背着家人给我夹的。

　　夏天到了的时候，一到下午就干热干热的，我拿着本子扇着凉风，嘴里念叨着要是有个西瓜吃就好了。第二天，我这实诚的同桌着实弄了我个大红脸，他竟然用网兜真地装了个大西瓜，大得课桌都装不下。我有些生气地说，我那是说着玩的，你怎么这么傻呀。他红着脸低下了头，不明白怎么就会惹得我不高兴。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拙朴吧！从那后我再也不敢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以免让他误认我那是在给他下命令。

　　过年的时候，我和同学结伴去他家拜年。尽管是在过大年，他们家供六口人居住的一间半黑暗平房依然显得很脏乱，凳子、椅子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我们去的几个同学都不知道该往哪坐。他的母亲也并不在过年有什么喜悦色彩，我觉得他们家的气氛很沉闷、很压抑。出门的时候，我看他那两个小弟弟蹲在马路边捡没有燃放充分的鞭炮。天很冷，那两个小孩子都流着清鼻子。

　　终究，他和他的哥哥没有兑现“穷人的孩子易成才”，反是急着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的哥哥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他则上了职高，就此我们分手了。在这个没有多大规模的戈壁小城，我们在十几年的研磨中竟再没见面。

　　在记忆中我从未疏远过他，从未淡忘过他对我实实在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