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作文始终只可勉强及格。极羡慕班上几位女同学，她们的作文常被老师读出来。初二时，也曾有过了一次机会——我的《一件难忘的事》整整让老师和同学评说了一节课。

　　写的那件事即使到了今天我也难以忘怀。我第一次挂红领巾的那天前夕，母亲送给我一件包扎得严严实实的礼物。母亲是教师，认识我们班主任，因此她比我先知道入队的事。她怕我忘乎所以，没有说明送我礼物的原因，只关照我必须到第二天傍晚才可以拆封。可我哪忍得住，母亲走后不多久（她在乡下教书），我就拆开看了。那是一部由儿童文学作家邱勋写的《微山湖上》……

　　大概这事有点戏剧色彩，语文老师读完我的作文后，向同学们发问：“你们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吗？”老师的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十分明显的诱导，于是，舆论一律，大家都说我在“造谣”。老师最后下结论说，行文本身还不错，而且是我所有作文之最，但作文如做人，最要紧的是真实。可想而知，尽管自我感觉良好，我仍只得了68分。下课后，同学们都围了上来，争着叫我“眉儿”，因为我把母亲对我的爱称也写进作文了。我很感委屈，又有口难辩，被迫无奈，索性将《微山湖上》拿了出来，那上面真真切切地写着：“眉儿，望你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同学们更乐了，争相传看，又争相向我借阅，我因之大为感动。《微山湖上》却从此不知去向。

　　这件事对我日后的影响很大，以至每次写东西，都会有意无意地想到一个“真”字。遗憾的是，我写作的真实性问题似乎一直存在着。十年以前，我也写过不少东西，无一例外的被认作是“造”出来的。就是到了今天，也还经常有人问我，你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面对这样的话，以前我会着急，现在不了，我往往一笑了之，最多反问一句，你认为呢？

　　作为一个轮椅人，我知道我的生活很特别，特别得使常人觉得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但这不等于我的生活我的文字一定不真实。我写过一篇《乍暖还寒》，按说小说可以虚构，但还是有人认为不真实，理由是现在的人大多冷漠，不可能有像我笔下那么损的男人、那么好的女孩。我能说什么？但我实实在在受到过某些人的歧视和伤害，以至刻骨铭心。同时，我文中的好女孩也实实在在存在于我的身边、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无非，因众所周知的原故，入文时我会将真名隐去。信不信由你。

　　曾经不止一人断言，我是写不出任何东西的，因为我“没有生活”。我也曾信过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伤心过绝望过。但事实却不完全如此。我知道我终究写不出什么大名堂，但我总算还是有了几篇聊作敝帚的豆腐干。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微山湖上》的作者邱勋先生，居然会在六年前的《致梅芷君》中说这样的话：“有一段时期，我们对生活和创作的关系，理解得简单化了些、片面化了些。文学，说到底应是对诸多灵魂的揭示和解剖，既可以从大处落笔，也可以从小处着墨，一滴水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他鼓励我以自己独特的生活与思考写作，他希望听到我“一个残疾人健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歌吟”。

　　最近，翻检了一下自己的文字，不禁汗颜。没有人会把这些劳什子当一回事的，除了我自己。但不管怎么说，这里面起码记述着我的喜怒哀乐，记述着我的真情实感。我想，我还会一如既往地书写我的“真”，让真的一切，扮靓我苍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