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当老师待遇低，但节假日多，生活清闲自在。

　　我当了一辈子老师，由于伴侣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几十年没有享受清闲的日子，而是有十分劳累的记忆。

　　我们于1981年元旦结婚，1982年7月与老人分家，单起炉灶，自力更生。那一年，我们弟兄三个，只有90平米的土屋，我与妻子住一间10平米的房间，外加一间3平米的厨房。在这个狭窄的房子里，我们养育了3个子女。

　　我除了在学校上班，不误学生一节课，其余时间，就是帮家里种地、种菜、养鸡养猪。

　　这么忙碌，家里还是愁钱花。搞泥瓦匠手艺的青年，几乎外出打工，年收入远远高于在家教书人的收入。我的二弟、三弟每年上东北，寒冬回家，三年功夫就有钱改造房子。不过，做了红砖瓦屋，面积增加了40平米。我分了一大间，面积有30平米，基本造价在1983年没超过1500元。父母要我们支付500元现金，没有钱，写欠条住房子。

　　紧接着，几个孩子问世，我们的生活压力逐年加重，总要拖累弟弟、父母。比如1993年，我增加住房70平米，三弟无私支援门窗，堂弟无私赞助现金1500元。儿子问世，父母给我出了超生罚款1000元。

　　那个年月，我们夫妻俩咬紧牙关渡难关。成天呵护几个子女的生活、读书，谈不上讲吃讲穿讲玩。学校的双职工，周末可以进城看戏看电影，而我们必须下地给庄稼打药、扯草。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我家的地还是每年种两季水稻，一季油菜或小麦，家里总有忙不完的农活。父母插秧、割谷忙不过来，我们必须帮忙。1990年后，我们夫妻俩种地达3亩多，有水稻，有旱地种花生、黄豆。生产队的摊派提留很重，每年劳苦收入甚微，总是跟着别人家跑，还是家境不宽裕。那个年月，种地要上交公粮，大队摊派提留款，种一亩田，没有400元的工钱。

　　外人说我们，是中了“多子多福”的毒，吃苦受罪是自讨的。知情人还是同情我们的，我的一位老师，总把家里没用的家具，偷偷送给我，把孩子们可穿的衣服送给我。

　　当大女儿上省部中专，每年学费生活费高达1万元时，我的家庭经济往往收不抵支；当二女儿上大学时，我得到了大女婿的无私援助。养子女，逼得我每年春节写春联、做中堂，等放了寒假，就带着几个小孩子摆摊做生意。做生意赚钱快，而且多。从1982年至2006年，我坚持25年，做这样很辛苦很丢面子的生意，赚点钱弥补教书收入的不足。出发点就是让孩子们有新衣服过年，有条件上学读书，有积累的现金，用于周情搭礼。

　　走责任制的年月，家家怕穷，怕周围人瞧不起自己。

　　好多年，我走岳母家，由于子女多，总怕姊妹们看不起我这个教书的。自己总是省吃省穿，不玩钱，硬起腰杆干工作，挺起胸膛求上进，过难关自己知，夫妻情不淡化。

　　1999年底，地方落实国家政策，给予中级知识分子政策，让我们拿钱给家属、子女转户口，每人出700元，总计出了2100元，相当于我一年半的工资收入。当年，我是借债享受这一待遇的。结果上当了，家属成为非农户口，一点优待也没有，让公安部门、粮食部门得了好处。

　　盼到大女儿读完书，到上海赚钱时，她成了家，我才松一口气。这已经到了2007年，我已经过了50岁。

　　不知是我的命苦，还是妻子的命苦，我们苦苦奔波了25年，才摆脱了家庭重负。若妻子有单位，我们一定只养一个孩子，你想想，我该是一种什么生活情境呢？

　　苦命人往往子女多，地理条件差，人生机遇不好。我属于这样的人！

　　“半边户”不止我一人，受苦的还有很多。吃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可以让人感受岁月的味道。

　　如今，我再不属于苦难的家庭，不属于倒霉的人。因为妻子爱劳动，身体好，会干活，我待在家里几乎不干家务，完全静下心来看书、写作。经过困苦磨砺的我，目前能吃能喝能睡，没有什么慢性病，精神好，思维敏捷，视力优秀，这是苦尽甜来的人生啊！我深深地向苦难鞠躬，感谢时代，给我了我幸福快乐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