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赵永根，是位苦做苦累的农民。解放前家里虽然有三、四十亩水田，而长年只请一、两个长工，大部分农活都是他和我父亲赵荣才自己做。祖父由于常年的劳累，身体精干、墩实，脸色苍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背也累得驼了。在他上了点年纪的时候，人们绰号他为“老骡子”。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劳累得艰苦程度了。也就是因为有着这三四十亩水田，1949年（我11岁）解放时，家庭被划为富农成份，在村上成份最高。不过，当时政府对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进行打击。因此，我们对这样高的成份并不十分介意。

　　哪里知道，这样的成份，到了共产风时，却成了我家灾难的根源。村上潮头红当时是河上大队副书记、我们镇南中队的指导员，掌握老百姓命运的第一把手。在社员（普通老百姓）面前，他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为了达到压服社员的目的，他拿我家“富农成份”做借口，极力打击，制造高压政治空气，警吓村上其他人。他虽然与我同姓同宗，而对待我一家人的残忍手段，说起来却令人震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一家险些遭了“灭门之灾”。这个人是谁呢？我村上象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知道。他现在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有后代。当时他能毫无人性地对待我，而我今天却不能不要人情地难堪他的下代。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我不便在白纸上写上那可恶的名字；只用潮头红做代替了。

　　共产风中，人们都被强迫命令管制着，在一起吃大食堂。口粮一天只配二两三两，天天饿死人。长期饿肚子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弄点吃的。哪怕是搞点青草、树叶、野菜吃吃，或者烧点开水喝喝，也是好的。可是，只要让潮头红看见了，他就大发淫威，暴露出他那野兽般的本性。他一天到晚农活不沾边，专门在村上转悠。只要见到谁家在冒烟，就立即赶到，把锅砸碎，把灶毁掉；同时，还污七八糟地辱骂、拳脚相加地把烧锅的人殴打得死去活来。如果有谁侥幸弄到了一荷藕，或者找到了一点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只要被他看见了，东西被他夺走，人被他辱骂和毒打，还要被抓去捆起来罚着站在板凳上遭受斗争，叫做“站板凳头子”。寒冷的季节里，还往人身上泼冷水。当时的社员，本来就没什么体质了，再遭了这样的折磨，许多人很快就死掉了。这样，人们没办法弄到填肚子的东西，只吃食堂里水一样的一点点菜糊，天天都有人被饿死，即使是年轻人也不能幸免。我村上当时近三百人口，就死掉了七十多，占三分之一还强。一个家庭死了几个人的多得很；有的还被灭了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每当提起共产风，谁都痛心疾首。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呢？原因是：第一，口粮配得太少；第二，不准人们自己找点吃的，更不准私人家里点火烧锅；第三，占着权力的干部和附和着干部势力的积极份子们，为了自己的活命，利用他们手里的权力，把配给社员们的那点口粮暗地里偷着吃饱喝足，于是，社员们吃得更少。社员们饿得还没死掉的，也只剩一口气了，而他们却都还身强力壮，有力气打骂社员。

　　共产风的1958年，我父亲四十三岁。那一年春天，他和村上人到金阁挑配给的大米。去挑米的人在那里吃糙米饭，我父亲因为饿怕了，见了饭吃得太多。吃过以后，又立刻挑起二百斤重的米担子，劲出的太猛，挣坏了消化系统。当时肚子就痛得不行，米也没能挑，回来就病故了。父亲病逝后，潮头红就以“富农”的帽子扣在我母亲头上，借着政策的风头狐假虎威地坑害我的母亲。他用硬纸板做成牌子，写上“富农份子”的黑字，用草索穿着，挂在我母亲的项颈上，每天早上强迫她站在大路口“示众”，还常常把她揪到附近村庄里去游斗。我的母亲，一个妇道之人，身单力弱，潮头红却硬惩罚她做重体力劳动。他总是跟着上面的政策搞形式化活动，有一项就是所谓的“深耕”。田里的土翻耕过来后，他强迫我的母亲，天天晚上去搬大块泥土，说这样做就叫“管制劳动”。

　　我可怜的母亲哪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尽管这样，她为了我们姊妹能够生存，还将她从食堂里打来的、她本份的那一点水一样的糊，省一半给我们吃了。因此，她成天比我们更加饿肚子！1959年的春天，母亲年仅四十三岁，便无可奈何地抛下我们姊妹五人，离开了人世。母亲临死前，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死后，再没有人省给你们吃的了，你们也很难活得下去啊！”她死的那天，我好不容易在食堂里讨来了二两米，做了一碗“倒头饭”；不想，我们略一眨眼，这碗“倒头饭”连同饭上面的“倒头蛋”都不知道给谁偷走了。惭愧得很啊，那时，我们为了活命，自顾不暇，懵懂不肖，竟连敬爱的母亲逝世的具体日期也没记着；现在家谱上记录的日期，只是大概的估计日期！

　　母亲逝世后，潮头红又把矛头指向我；正如母亲临终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更难活下去了。潮头红口口声声说我是“小富农”，要把我“消灭掉”。当时成份比我低的人，已经死了许多；潮头红要想“消灭掉”我这种成份的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1959年（我21岁）的春天，母亲死后还没满“六七（为了纪念死人，每七天是一七）”的一个晚上，我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去用牛。路上我因为解大便，去得略微迟了一步。不想，当我到了田里，潮头红忽然对着我咆哮起来：“你这个小富农，胆大包天，竟敢把食堂里的一饭盆粥偷吃掉了！”其实，我毫不知情；于是申辩说：“我根本不知道粥在那里，怎么能偷得到呢？”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肚子，怒吼道：“你这个不老实的小富农，肚子铁饱（饱满得很）的；不是你偷吃了，还有别人哪？我明天再找你算账！”

　　潮头红当时就是活阎王，要谁三更死，谁就别想活到五更。他蓄意制造的这个茬子，就是要实现他消灭我的“证据”。我要是还在村上住下去，必死无疑。我如果死了，妹妹们都还小，没人照顾，也非死不可。那样，我全家就死绝了。我思忖再三，要想生存，必须带着妹妹们逃生去。要能逃得出去，或者还有生路；比在村上坐以待毙要强得多。第二天一整天里，我都提心吊胆。到了晚上，我将仅剩的八分钱（一斤米一角二分）饭票在食堂里都打了糊，我们姊妹四个吃了。我用一担挑箩，把二妹桂英放在一头，三妹阳春和四妹元金尼放在另一头。我挑着她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出门逃生去了。

　　为了能有安身之处，那天白天，我就瞅空与已经嫁在桥头郭村的大姐荣花讲好了，让她求我的表娘舅（母亲的姑表弟）郭桂宗搭救我们。郭桂宗表娘舅当时担任仙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桥头郭村做负责人。

　　我们夜里来到桥头郭村。那个年代，当干部的权力，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是大得很。表娘舅见我们姊妹四个都来了，动了恻隐之心，马上收留了我们。又叫食堂里的炊事员给我们打来吃的。我们长期挨饿的人，竟在那天晚上吃了个饱肚子。此后，我被安排在那食堂里做打杂的事，天天与炊事员们在一起，我兄妹四人不太饿肚子了。

　　我们虽然解决了饿饭的事，可是睡觉却没有床，只在食堂里开地铺睡。每天晚上铺开来，早上就得收起来。已经到了初夏了，表娘舅怕我们长期这么睡着，会被地下的潮气伤了身体，叫我回家讨一张床去睡。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家里。不料却被潮头红发现了。他马上叫人把我抓去做义务工。白天，他要我用牛抄山芋地；晚上，他就要把我揪到大队去挨辩论了。所谓的辩论，其实就是去受体罚，凡是遭到辩论的人，都要遭到折磨。我在用牛的时候反复地想着：若不赶快瞅机会逃走，必将又要遭一回灾难。那天中午饭过后，我将自己家的一张灯挂子床绑好，挑着往桥头郭村走来。不想，又被潮头红看见了。我挑着床还没出村，他就派了两个人来抓我。我见事情不妙，扔下挑着的床，慌不择路地往仙坊方向跑去。那两个追我的人见我在跑，也使劲地跑着追赶我。我跑了大约一里多路，来到了栾树沟。这是一条大水沟，前面我没有路可逃了；追我的人以为我跑不了啦，追得更起劲。我为了逃命，顾不得生死，“扑通”就跳下了水沟；当我凫水过了沟时，追我的人也到了沟边，还要过沟来抓我。我那时虽然年轻，可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没有什么体力。过了沟时，已经喉中冒烟，气喘吁吁，全身瘫软，不能再跑了。见他们还要追我，我两手各捡了块石头抓在手中。我扬了扬抓在手中的石头对他们说：“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了；谁没个困难的时候？你们要是再来追我，我就和你们拼了！”他们见了，怕吃眼前亏，就没有过沟来。说实在的，他们要是真的追过来，我只有和他们拼。因为我已经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了。

　　潮头红没有抓到我，就把我挑出来和放在家里的床、木料等等，都搬到食堂去（其他人家类似的东西，也被他搬去了），改做了双层床，把这些床都卖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没有弄来自己的床，只得在桥头郭村的郭桂根家里用松板开了个便铺，四个人挤在一个铺睡。我的小妹妹元金尼，当时六岁，因为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想念逝世不久的母亲，自己一个人老是往家所在的方向跑，总想回家来。有一回，还还真的跑到了村里。由于她的年龄太小，最后一次跑出去，终于没有回来！我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她，可是，因为没有目标，一直没有找到。我这可怜的小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无病无猜。她跑了出去，肯定是死了；可是，她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已经逃出饿死这一关了，而她竟这样的跑不见了！我每当回忆起她来，总是悲痛欲绝。

　　1961年共产风纠正以后，我们这里分田单干。我的堂兄和声特意去桥头郭村对我说：“现在单干，没有人再迫害你了，你还是回家来种田吧。”那年春天，我才从桥头郭村回到了我现在的镇南村来。

　　在那艰难的共产风中，我一家七口人，就死去了三个！因为潮头红用他的权力，想把我“消灭掉”，我被迫逃了出去，又侥幸得到了我表娘舅郭桂宗的搭救。要不然，我的一家，一定就会象村上许多死绝了户的一样，也会被他灭了门！我有幸活到今天，看着我还能有这么兴旺发达的一家人，真是感慨万千！

　　这概不是诌出来、危言耸听的故事；而是曾经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赵大祥七十五岁，公历二0XX年四月二十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