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在床上眼睛瞪的溜圆就是睡不着觉,索性披衣下床,来到小书房。从书柜里抽出文友写的那本小说,坐在电脑桌前想读一读。当我刚刚翻开书的扉页,放在电脑桌上的手表在静谧的夜晚发出细微的“刷刷”声。我情不自禁的放下手中打开的书,从桌子上拿起手表贴近耳朵边仔细的听着,“咔咔,咔咔”,发条有条不紊的转动着,发出来的声音均匀、清脆、美妙。
这是一块极其普通的“北京牌”机械手表,它伴随着我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1976年冬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寒假。人家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的同学此时正享受着一年中,也可以说是大部分同学一生中最后一个寒假生活。而我们家庭的贫困状况不允许我养尊处优,享受这个假期,我像往年一样利用这难得的长假去干活,去赚钱贴补家用。父亲所在的单位与赤峰市造纸厂签订了秫秸合作收购合同,造纸厂负责检斤验质,结算付款,而父亲单位负责组织货源,请车发货。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我和另外几个同龄人自愿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去报到。造纸厂驻场领导郭叔看到我们这支队伍,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就你们这一群小尕子也能干这活?”然后鄙夷的露出了一丝冷笑。他摆手叫我到他身边,“你的个头有多高?体重有多少?”
“郭叔,我身高一米五八,体重九十二斤。真的,不信你可以给我量量。”我看他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便挺了挺腰板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看看,看看,你的个头才刚刚超过秫秸包的高度,体重也不比这一捆秫秸包重多少。再看看他们,也都是个个焦黄精瘦,这活计呀,你们这群孩子干不了。实在要愿意干,我帮助你们找些零碎活吧,净添乱。”郭叔没好气的叨叨着。
“郭叔,不然这样,你就先安排我们小组干一天,如果我们干的达不到你们的要求,或者完不成任务,你就给我们解散了。”我继续软磨硬泡纠缠着郭叔,几个小伙伴也随声附和的央求着,“是啊,郭叔,您就给我们一次机会,看看我们的吧。”
郭叔看我们这一群孩子也都很诚恳,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孩子们,我是心疼你们啊,就说他吧,九十几斤的体重要扛着八十多斤的秫秸包走又高又陡的木跳板,去装六十吨的火车皮,能行吗?那火车可是有点的,到点了人家可不会等着你们。所以啊,我一来担心你们的身体吃不消,二来担心影响我们的正点发车啊。既然你们坚决要求干,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一点,只有一天的试用期,不行就解散。”
“好,郭叔,你就只管放心吧!”我和伙伴们齐刷刷的举起了右手在发誓。郭叔看看我们坚决的表情,无奈的点了点头。
其实,郭叔看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个个稚气未脱,心里没有底。他不了解我们,但我们自己却是胸有成竹的。因为两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县火车站、泥河子、李金、九道岭等处都干过这活。将秫秸用铡刀切成一米四长,放进打包机里,人骑在木杠子上用钢丝绳压紧,再缠上三道稻草绳,八十斤重的秫秸包就成型了。
那天吃过了晚饭我们就守在了车站,等候甩车皮的信息。郭叔也早早来到了车站,他先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我们打好的秫秸包,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走到我的身边,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晚上装火车一定要小心啊,扛不动就扔下去,人不许摔着了。”我感到郭叔的手是温暖的,暖进了我的心窝。
这一个寒假我赚到了二百多元钱,拿着汗珠子落地摔八瓣赚来的钱,我一分没留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手里接过钱,眼睛盯着我满是伤口的手,泪珠断了线一般滚落下来。她说,“我孩子辛苦了,这笔钱妈给你存着。”我看着妈妈的脸,吞吞吐吐的对她说,“妈妈,我们同学有很多人都带上了手表。”说完脸一红,忐忑不安的低下了头。出乎我的意料,妈妈抹去了眼泪,微笑着问我说,“也想买块手表?”我用蚊子叫一样的声音回答道,“是的,妈妈。”妈妈豪没犹豫,她爽快的说,“没问题,孩子。你连着干了几个冬天了,没留一分钱给自己花,今年你就该毕业下乡了,到那里出工劳动看看点啥的,用得上。正好你哥在上海学习呢,给他写封信,让他在那里托托人,想法给你买一块手表。”听了妈妈的话,我喜的脸上立刻绽开了花。我恭恭敬敬的给妈妈行了个礼,“谢谢妈妈!”
一个多月后,妈妈下班进了家。她笑着对我说,“孩子,你猜妈妈给你带回来啥了?”我不解的看着妈妈。妈妈从布兜里掏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木盒递给我,我看到这木盒是从上海邮寄来的。我的心“砰砰”直跳,莫非是哥哥给我买到了手表?我看着妈妈,妈妈微笑着给我使了个眼色,“打开看看。”我小心翼翼的启开木盒,取出里面的纸盒,打开纸盒,里面又盛着一个精致的小纸盒。是手表!我喜出望外。赶紧到洗脸盆里用香皂把手洗了又洗,这才轻轻地打开表盒。
一块锃亮的手表展现在眼前,是“北京牌”手表。虽说它不是名牌,但在那个年代能够买到已经是万幸的了。这只手表表蒙晶莹剔透,表盘正中是天安门图案,电镀表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拿起它贴在耳边,“咔咔”“咔咔”匀速的齿轮声清脆悦耳,如同奏响的美妙音乐。我欣喜的将手表放在妈妈耳边,妈妈笑容满面的说,“好表!好表!”
“按上表带,戴上让妈看看。”我迅速的将皮表带安装好,放在腕子上比量了一番。但最终还是没有戴上它,又放回了表盒。妈妈疑惑不解的问我,“孩子,你不是早就盼着能有一块手表吗?现在如愿以偿了,怎么不戴上它呢?”
“妈妈,您和爸爸还没戴过手表呢,我一个没毕业的学生怎么忍心戴着呢。还是给爸爸戴吧。”我对妈妈说。
然而,这块手表爸爸,妈妈谁也没舍得戴,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木盒子里。直到我下乡插队的前一天晚上,妈妈从柜子里取出了表盒,“孩子,明天你就要下乡了,是成年人了,这表你就戴上吧。”爸爸也冲着我点了点头,示意我戴上。这次我没有再拒绝爸爸妈妈,高兴地打开表盒,端端正正的戴上了手表。妈妈瞅瞅爸爸,高兴的说,“提了身价,挺帅的哈!”
从那以后,我就始终戴着这块“北京牌“手表,它陪着我起早贪晚度过了两年多的知青岁月,陪着我走过了三十多年企业火热的生活,我下岗失业了,它却没有嫌弃过我,离开过我,与年近六旬的我一起书写着一篇篇拙作。它用分分秒秒记录了我的甘甜苦辣,它用时时刻刻见证了我的人生轨迹,年复一年。随着社会进步,全自动手表,电子表,石英表等高档新型手表不断问世,琳琅满目,但我依然青睐我的“北京牌”手表,虽然它的表面已失去了诱人的光泽,然而直到今天它还在为我兢兢业业的工作着,走的那么准时,那么有条不紊,它是我离不开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