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接到著名作家浩然先生的儿子秋川发来的电子邮件，告知他和姐姐春水正在编一本浩然书信集，知道我手里有不少他父亲的书信，希望能找出来复印后提供给他们。

　　秋川的来信，一下撩拨起我对浩然老师的思念。

　　浩然的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已属陌生；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无可遮掩的一隅，这个名字仍像他生前一样，质朴无华、扎根似地存在着。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读着《艳阳天》《金光大道》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我与大作家浩然的通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报社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工作式”的书信往来，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在河北三河县扎根生活的他常有信来，主要是谈稿子，推荐农村作者的新作。因他回京少，一些杂事也委托我代劳。他最透着兴奋的一封来信，是标志着他的“文艺绿化工程”结出硕果的三河县文联正式成立。他先是打来长途电话，兴奋地说：“县里原打算让我出任名誉主席，我说你们把名誉俩字去掉，我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随后，他的信到了，拆开一看，他在精致的请柬上写道：“……请一定前来。届时，我当净阶迎候！”

　　我往他在三河的“泥土巢”跑得更勤了。见面多，信就少了，但浩然写的信并不少，常常是我返京时，他托付给我一摞信件，嘱我到城里一一寄出。看信封，我知道很多是他披星戴月阅读各地来稿后给作者的复信，有的则是寄给他熟识的报刊编辑的，那是他的荐稿信，不知又是哪位幸运者有可能第一次发表作品了。他曾帮三河县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青年作者陈绍谦，四次推荐他的小说处女座《灾后》，甚至让自己的女儿春水帮忙抄写原稿，终于使作品发表在辽宁的《庄稼人》杂志上。我还曾偶尔翻出一封天津蓟县的来信，这位叫张树山的业余作者写道：“最敬爱的浩然老师，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篇稿子我早已不抱希望，早忘了，没想到您却一直惦记着它，当我吃惊地看到它已经您的修改、推荐发表出来后，我要告诉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事情……”

　　这些信如果还在的话，希望持有者把它们复印后寄给秋川和春水吧。

　　信，是人生旅程的镜鉴。虽然今天街边那熟悉的邮筒已不复存在，一身绿色工装邮递员的身影和那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也在记忆中了，然而我要说，有信的日子值得怀念，有信的日子真好！

　　赵丽蓉老师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那还得从作家浩然说起。那时我采访浩然，就住在河北三河浩然的“泥土巢”。采访快结束的一天，赵丽蓉从城里来看她的老乡——浩然。那时两位老人身体都挺好，根据浩然的长篇小说改编、赵丽蓉主演的电视剧《苍生》刚刚播放，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我在旁边听着，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午饭后，赵丽蓉老师让我搭她的车回城里，她说：“路上咱们可以聊天，省得闷得慌。”赵老师知道我当时正在采写浩然，就主动给我讲了许多浩然的事儿，还一再说：“浩然是个大好人，值得好好写写。”我采写的报告文学《浩然在三河》发表后，我没忘记给赵丽蓉寄去一份报纸。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不少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赵丽蓉老师的亲笔信，她说她没有文化，但这么长的文章却看了两遍，“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你为好人扬名，谢谢你”。

　　此后，赵老师对我非常信任。和她交往，都是我找她，先打电话再登门。然而有一次，老人家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培禹啊，我有事求你……”我当时一愣。原来，是她的一个晚辈朋友也可说是学生，河北省一个县评剧团的团长，不幸出了车祸，年纪不大就走了。老太太非常痛心，她不顾自己当时身体不好，让家人陪着花几百元钱打车前往那个县，她要最后见上朋友一面。在出事地点，她呼唤着死者的名字，老泪纵横。她还按乡村的老礼儿，给死者家人留下了份子钱，然后才返回北京。彻夜难眠的老人家，第二天拨通了我的电话。赵老师说：“这个评剧团团长是个大好人，好人走了应该留下念想不是？你知道，我没有文化，一肚子的话不知该怎么说。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你，就你合适。我想求你帮忙，我说你写，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我这心也就不那么堵得慌了……”我在电话里安慰了她几句，立即往她那儿赶。记得那是我在赵老师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说我记，老人家时不时地涌出眼泪来。后来，我代她执笔的文章，题目定作《留下念想》……

　　赵丽蓉老师查出癌症住院期间，和他合作主演过电视剧《爱谁谁》的李雪健也想去医院看看她，得到的答复是：“别来了孩子，你们看见我难受，我见了你们也难受。”我们听老太太的话，没有去医院。送别老人家那天，我和雪健是第一批到达八宝山的。今天，赵丽蓉老师留给我的信，也寄托着我对她深深的“念想”。

　　人在遭遇坎坷时，收到的每一封信都是带着温度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工作、生活都处在低谷期。我自觉落魄，很久不愿出门见人。正是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不禁心头一热：臧老亲笔书写了他的诗送给我。我默默地念着——万类人间重与轻，难凭高下作权衡。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

　　拙作一绝，录赠培禹同志存念 臧克家

　　我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夜里难眠，拿起笔，写下一首题为《寂寞》的短诗，那正是我当时处境、心境的写照。我从臧老的深厚情谊中获得了自信与坚强，我在诗的结尾写下这样两句——寂寞是一种情感，寂寞是一种尊严！

　　臧老看到《北京晚报》登出了我的诗，很是为我走出命运的阴影而高兴。

　　臧老住院后，我接到过他的夫人郑曼的信，告知我臧老近况，“所幸头脑还不糊涂，但常用字好多写不上来了。谨告，勿念。……”这信使我更加想念臧老，1999年新春佳节，多少年来从不大给朋友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图案旁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想不到，我竟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臧老在信中亲切地说：

　　“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

　　这是我得到的臧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今天展读，仍禁不住涌出泪来……

　　信，无非一个信封、几页纸笺，但有时你与某人的书信来往，会带给你信件之外的意义。

　　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时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是1975年。给我改稿编稿的《北京日报》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我和老方通信颇多。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样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工作内容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的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一封封旧日书信使我浮想联翩。最长的一封信，是作家陈祖芬的。她对我初学写作的一篇报告文学，逐段逐句地进行点评，帮我分析文中主人公的“了不起”之处和性格特点，连标题制作也提出建议，谆谆教诲当时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我，如何从新闻写作向文学创作转变，这信当十分珍贵。我还保留着我的大学、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班主任老师的信件，每每读起，便依然能感到老师们那殷殷的目光……至于家书、情书，相信读者朋友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珍藏，都会比我的经历更精彩。

　　信札承载着的人生，哪里是那个须臾不离身的手机所能替代的啊！遥望窗外，也是“月满西楼”。可是，“云中谁寄锦书来”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