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我老家总把过春节叫过年，这个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是孩子们盼望的时光。从送灶神上天的那个晚上开始，乡村里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邻居杀年猪的叫声，满院子飘散着的炒红茹干、花生、瓜子的香味，母亲缝制的新衣新帽上，全都镀上了春节的光彩，渗入了过年的味道。大年三十的团年饭和初一清晨“开财门”则是过年的最高潮。团年饭桌上大碗的猪肉炖油豆腐，整条的红烧鱼、还有红烧鸡块或清炖全鸡是一年最解馋的美味佳肴。父母还在虔诚地祭祀天地祖先时，我们小孩们已闻着香味咽口水了。待到围坐在一起享用团年饭时，母亲只顾给我和姐姐夹大块的肉，鼓励我们：“多吃点，快点长大挣钱过热闹年。”而父母自己却吃得挺斯文。长大了我才知道，大人省着吃是为把荤菜留着招待来拜年的客人。初一清早“开财门”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从鸡叫头遍一直延续到天大亮。虽然大多数农户的鞭炮只响二十来声，但在我们小孩们看来，足以烘托每家每户迎接财神爷的隆重。从初一开始我跟着父亲给长辈们拜年，遵循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的先后顺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次都塞给我2-5角钱红包，三个姑姑家分别给一小盆由花生、瓜子、地瓜干构成的点心，还有一串“好好读书，天天打5分，长大读大学”之类的好话。回到家，我把“点心”交给母亲分门别类招待客人，把红包凑作学费，把“好话”留在自己心里，激励自己勤奋学习，盼望自己快点长大挣钱给父母“过热闹年”。儿时的“年”味浓酽醉人，像家乡原汁湖之酒，久久地甜在心间。

　　走上工作岗位后，“年”味渐渐变得馥郁诱人。或许是“胃口”变大的缘故，成年后过年的诱惑已由红包、点心、鞭炮升华为盼单位发年终奖，评先进，盼放假回家陪父母，抽空与朋友聚会。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工人们的口袋扁扁的，过年也不宽松。单位提前予支工资给大家过年，大家都抽空提前十天半月就采购“年货”。日子虽紧巴巴的，可大家心里装着希望。尤其是80年以后，总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好，相信过完春节这个人生驿站后的道路会宽广一些，平坦一些，钱包会慢慢鼓起来。那些年同事间流行中国版的AA制相互团拜的方式——轮流请本部门的同事来家里“搓一顿”，每到一家，主人便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仿佛在暗暗地竞赛：比年货、比热情、比烹调技术。有时七八人，有时十几人围成一桌，兴致已不尽在吃喝上，一个小段子，一条加薪晋级分福利房的好消息，就立马把大伙的思绪诱向过好日子的盼望中。那年月，一杯散装米酒就能喝出上等好酒的甘醇，一盆油炸红薯粑粑，就能吃出海参鱼翅的美味。

　　过了“花甲”后，“年”味变得清淡怡人。进入新世纪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团年饭桌上，山珍海味，大肉大鱼远不及合家团聚的欢声笑语爽心怡人。一张张贺年卡，一个个拜年电话，一条条短信，亲昵地传递着亲戚朋友间的祝福，传导着人际间的真情，比少年时代的红包、点心、鞭炮，比青壮年时期的奖金、加薪晋级“搓一顿”更有回味，更有收藏价值。近年洋节输入了中国，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刀叉只能辅助而不能取代筷子。中国的春节，这个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平台，这个人们生活和工作承前启后，加油鼓劲的驿站，这段交流人际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的好时光，必将越来越被国人所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