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下乡当知青那阵，化肥相当稀缺，种庄稼全靠农家肥。向集体投肥是落到每个社员头上的硬任务，各家猪圈和茅厕的粪肥由生产队统一管理，每月集体用肥27天，个人用肥3至4天。生产队给社员分粮时，投肥粮占一成，工分粮占二成，个人基本口粮占七成。社员们调侃道：“阶级不阶级，大家都吃一二七。”

　　集体生产要用肥，个人自留地也要用肥。尽管当时到处都是宣传社员爱社如家，实际上他们却将自留地看得很重。集体的庄稼是粗放经营，自留地却是精耕细作。随到一处，如果哪块地的庄稼明显比周围长得好，不用问，那准是社员的自留地。有农民告诉我们：靠生产队分粮食，每人每年连皮带壳就那么三四百斤，饿死你。如果自留地种好了，除吃菜问题可基本解决外，还能收百十来斤粮食作补充。为了种好自留地，农民千方百计积肥，捡狗屎成了农家老人、小孩的必修课。

　　我不如农民。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猪、羊、鸡、鸭等家庭副业，肥源宽得多。而和我同锅抢勺的知青大姜，我们除了两个人，什么也没有。茅坑的粪肥不多，只好将淘米水、涮碗水、烂菜叶等全倒进茅坑沤肥。虽然生产队没有收我们的肥料，但要种好自留地还是差得远。无奈之下，我和大姜商议，也利用空余时间去捡点狗屎。捡狗屎对农民来说很正常，但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却非易事，脏和臭都不讲，光是这面子就搁不下去，商量了几次都没实施。

　　终于有一天中午，大姜慷慨激昂地说：“怕什么，干吧。这是在乡下，没有城里熟人看得见！”我立即附议。说干就干，从邻居家借来工具，他提粪箕，我拿粪夹，顺着大路，东盯盯，西瞧瞧，走了好一会儿，居然一无所获，我们大失所望。看见一条大黄狗从旁边院里走出来，我对大姜说：“嘿，这条狗准是出来拉屎的，我们跟着去吧。”大姜连声说好，我们就跟着狗走。眼巴巴地望着它四平八稳地往前走，就是不弯下后腿拉屎。我们急了，一跺脚，吼道：“你还不快点拉屎？”那狗一溜烟往山梁上跑了。我们追上山梁，早已不见踪影。我叹口气，感慨地说：“想不到捡狗屎也这么不容易啊！”正懊恼间，大姜忽指着一条小土沟，兴奋地说：“快看那里！”我一瞧，沟里果然有一小堆狗屎，忙连跑带跳下去。狗粪还很新鲜，软塌塌的。我用粪夹使劲一夹，糟糕，不但没夹起来，还把它夹烂了。这夹烂了的狗屎更臭，我简直要打呕。但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也不能就此罢休，只好捂住鼻子，屏住呼吸，一截一截地夹进大姜提着的粪箕里。顺着沟走，又捡到几堆，其中有一堆是人粪。农民的习惯，人粪是不捡的，好像有种说法，“人屎”和“人死”同音，不吉利。我们没有这些忌讳，反正是肥料，照捡不误。到下午出工之前，我们共捡了约两三斤狗屎。

　　因为狗屎不好捡，之后我们再也没去了。然而这仅有的一次，却在生产队里很快传开了。一来城里学生能捡狗屎太稀奇，二来我们捡狗屎的方式实在好笑，以至后来社员们同我们开玩笑时常说：“快点，那边来了一条狗，快去捡狗屎。”管知青的公社干部知道后，将我们为种自留地捡狗屎说成为集体积肥，将一次说成多次，在全公社知青会上大大表扬我们一番，说这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表现。一年多以后，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这件事还成为我的招工推荐材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