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于敦煌，撰于公元774年的《历代法宝记》，和唐人的《圆觉经大疏钞》都有达摩与梁武帝会晤的记载。梁武帝曾自负地问达摩，自己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批评他的作为仅仅是华丽的空洞。

　　然而达摩是否真的见过梁武帝这个问题却有了争议。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根据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有关达摩“初达宋境南越”的记载，认为他到达宋境时，梁朝显然还未建立，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而且《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作为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却均未见有梁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而有记载的则有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但它们的出入太多，近于虚诞，所以他认为不可信。

　　冯友兰等人则认为“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从而认为达摩见到梁武帝是可能的。各种记载对于达摩来华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如果说达摩到达“南越”时确实是“宋境”，那么，古人从遥远的“宋境南越”，用上很长时间走到以后的梁朝的金陵，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要一个人在中国游历，先了解这里的文化和语言，调研一下本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是必要和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从南朝宋亡的479年，甚至更早一些，到梁武帝502年称帝，他才从“南越”来到金陵，也是可能的。

　　《楞伽师资记》中禅宗之祖第一，为求那跋陀罗，是《楞伽经》之翻译者，第二，菩提达摩。第三，惠可，一直至神秀为七世。而《高僧传》说求那跋陀罗是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泛海到达广州的，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然后到了金陵，至公元468年圆寂。而达摩来到了这里的时间《羊城古钞》的记载是普通元年（520年）；《竺氏家谱》说达摩的二兄功德达奚是在普通七年（526年）来广州寻他兄弟达摩的，加上《五灯会元》等书的记载，达摩来华的时间，在520年至527年之间，也就是梁武帝普通年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虽然离刘宋朝已经较远，但达摩家族在广州经商已非止一代，他在这之前已曾经来过也是完全可能的。

　　达摩对梁武帝说的圣谛第一义是“廓然无圣”，是要他跳出有、凡、圣的窠臼，但梁武帝还是不明白佛法的无相之说，继续问：“对朕者谁？”所以达摩只好说：“不识。”然后渡江北上了。长江岸边多芦苇，秋天收割后常常会被垛起来，利用潮水运近岸来。达摩大概就是坐了这种危险易散，而仅容一人的芦苇筏子过了长江，所以有了“一苇渡江”的传说。

　　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梁书》等正史上都有记载，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也成百上千。他还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不少像达摩这样的外国僧人慕名而来，受到他的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见了他们想得到一句“功德无量”的虚赞，也是情理中事，所以他很自然就问“有何功德”了。没想到达摩的禅学，已经与江南佛学的玄学和反对自以为是的刻意“有为之善”的理论相结合，所以他主张的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那么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自然就是不能提起，也不值一提的了。这与“圣人无功”，“功成不居”都是一个意思，如果如此在意，也就不是自觉、自然的行为了。六祖慧能则直接说：“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即便是做了多少善事，与内心是否确实充实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此，念念不忘自夸的梁武帝，怎么能容忍“并无功德”的评价？于是，他们就自然要“理不契机”谈不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