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炎。土路上的泥尘足有半尺厚，一脚踏下，如水波荡漾开，似烟雾腾起来，淹没了小腿，缠绕上膝盖。汽车驶过，尘土飞扬，包裹着整个身子，你看不见路边灰扑扑的树，路边灰扑扑的树看不见迷雾里的你。

　　我背着背盖，扛着木箱，向前走。烈日暴晒，汗水浸透衣衫，木箱硌得肩膀生疼。我有些郁闷，很觉委屈，若不是怕旁人笑话，或许已放任眼泪淌出来。我早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那远去的大学，哭那自己无法把握的命运之舵。只是，十五岁了，高中毕业了，已是男子汉了，怎么能脆弱地哭泣，做作地抹眼泪呢！

　　前方，是我的宿命——八里湾。

　　八里湾，名由何来，不得而知。或许是离主城区有点远吧，或许正好被两道小山梁怀抱着吧。其实，只要稍稍用心，就可以明白，但我却一直回避着。我不想弄清楚，我想让八里湾这莫名其妙的名字，由着我似是而非的猜测存在于我的想象里。

　　二

　　四川宣汉中等师范学校，座落在八里湾。

　　教学楼是新的，三楼一底。宿舍楼是新的，三楼一底。宿舍旁边的厕所，也是新的。操场边上的桉树，高擎着枝叶，排得整整齐齐。校长的平房紧挨着宿舍楼，阶沿的鸡冠花开得红艳艳的。杂生的几朵月季，嫩嫩的鹅黄点染在鸡冠花的大红里，格外显眼。

　　但，这一切，在我的眼里，都有些灰败。

　　因为，我的心情是灰败的。我不想走进八里湾的这所学校，不想高中毕业再回炉来读宣师。如果读中专，初中毕业就可以读一个远比宣师好得多的中专。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选择过中专，我一直想着的，一心要读的，是大学。但我的高考分数，很现实。别说大学，好一点的中专也够不着。能上的，只有县城边八里湾里的中等师范。

　　高考前，我问父亲：如果考上大学，我一个人去？那时，我差一两月才满十五岁。外面的世界，充满诱惑，也潜藏着危险，我既向往，又有些害怕。我担心自己独自一人突然融入陌生的城市，将如一泓山溪的春水汇进江河，迷失方向，找不到学校。父亲笑着说：省内，自己去；省外，我送你。结果，是县内。

　　我像一叶无主的小舟，随波而下，流向中师，流进八里湾。

　　其实，有些灰败的，不仅仅是我的心情。

　　八里湾里的宣师，除临校门的教学楼、宿舍楼新得有些的堂皇外，其余的部份同样也是灰败的。藏在教学楼背后的低矮瓦房，墙壁上的石灰东掉一块西缺一塌，花着脸。一下雨便泥泞不堪的操场，太阳晒好几天，依然一踩一陷，软软的要吞没鞋。走道尽头阴暗得差不多漆黑的图书室，点一本书，管理员找很久，才说：没有。琴房里几十台风琴，看上去很有规模，可打开，却音不成音调难成调。球场上的篮板脱了漆，掉了牙似的罅着手指宽的缝，球撞上，一阵乱抖，随时都有散架的危险。礼堂的新生报到处，靠墙拼着几张学生桌，七八个和我一样灰头土脸的新生，零零落落地站着，眼里没有兴奋，全是不可名状的失望。

　　一九八O年九月，宣师礼堂。窗外，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还满是夏日的威猛。十五岁刚过的我，站在新生报到处，心里突然泛起一丝蚀骨的秋凉。

　　三

　　走进宣师的我，是一粒略带幽怨却又有些懵懂的种子。我将自己抛入八里湾荒芜的土里，由它自然生长。没想到，它竟然遇雨发了芽，随风摇曳起幼弱的身姿，沐浴阳光做起新的梦来。

　　人生，有许多偶然。它突然降临，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数，或许是不期然的错误。教文选的杨老师，个头高壮，不苟言笑，戴着厚厚的瓶底眼镜，中山装的风纪扣任何时候都扣得严严实实。每天傍晚，只要不下雨，杨老师都会一个人，双手抄在后背，在校园的操场转圈，即使遇着其他老师，也不搭话，不同行。遗世独立的模样，有些孤独，有些清傲。我躲得远远的，看着背脊挺得笔直的杨老师转了一圈又一圈。恍惚里，他峨冠博带了，长衫飘飞了，手捋须髯举杯邀月了，仙风道骨对影成三人了。我难以置信，八里湾，竟然有位古典得与我想象完全一样的老师。杨老师上文选课，不拿书，不带本，一支粉笔，随口而谈。娓娓絮絮里，旁征博引中，我有点开窍，大略懂得了他言下篇章词句的美妙。连续两次，杨老师把我的作文拿出当范文讲，让我抄好贴到学校的专栏里。不久，杨老师又开列了一张古今中外的名著书单，叫我拿到班上传。我受宠若惊，欢喜莫名，在偶然的惊喜面前，无法自持，匆匆抓住书本与文字的救命稻草，把刚刚溺毙的梦想，重新改装，放飞。

　　很可惜，杨老师只教了一学期，就调走了。杨老师去了成都，在《四川教育》当编辑。后来，又抽到北京，编《中国教育报》。宣师毕业后，《中国教育报》试发行期间，每期都满含着首都的繁华与厚重和杨老师的期待与关怀，爬山涉水，降临我简陋的土坯寝室。煤油灯下，慢慢翻看，杨老师的面容，会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严肃地看着我，偶尔却又亲切地一笑，与在八里湾我去他寝室找书、请教时，一模一样。

　　去成都读离职，我给杨老师带了一张家乡的大理石茶几桌面，送到编辑部。杨老师还是高高壮壮的，依然不苟言笑。杨老师问起宣师的老师和同学，问起八里湾的现状，问起我的打算。我腼腆拘谨地坐在书堆旁，满怀感激与崇敬，却不知所言。杨老师问一句，我红着脸答一句；杨老师问得多，我答得少。临走，杨老师拍拍我的肩膀：你小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暑假，来编辑部帮我整理材料！是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暑假，我没去编辑部，也没与杨老师打招呼，直接回了家。

　　杨老师离开后，文选课不再精彩。我顺着杨老师的书单，把自己泡在书里，似懂非懂，读了一本又一本。书本与文字，浩渺无垠，广阔深邃。我是一枚被风卷起的碎屑，笨拙而随意地飘飞在书本与文字里，一忽儿高，一忽儿低，一忽儿东，一忽儿西，没有固定航线，没有明确目标，不知疲惫困倦，不愿驻足停歇，一直飞。碎屑染上山的青，水的绿，泥的灰，海棠红，丁香紫，连翘黄，变得斑驳陆离，渐渐堆起了折皱。

　　许多年后，回望八里湾，因为杨老师，因为书本与文字，最初那丝蚀骨秋凉，竟然慢慢变成了和煦春暖。

　　四

　　那天，阳光明媚，又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九八一年，已不是一九八O年的落寞样子。车站，有拉着横幅的接待站，校园到处是欢迎新生的标语，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她一下车，我就看到了她那对长辫子，一只搭在胸前，一只搭在脑后，辫梢系着粉红的蝴蝶结。她望了望横幅，走到我面前，轻声说：学长，帮我卸下东西。那声音，一点也不张扬，沉静得得刚能听清楚。在“卸”与“下”间，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结尾处，并不戛然，而是拖着愈来愈轻的长长尾音，在耳边绕来绕去，绕梁三匝，温柔婉转。我有点蒙，却没发怔，急忙走过去，爬上车，卸下来她的行李，与接站的同学一起，陪着她和另外几位新生，走向八里湾。

　　我扛着她的木箱，不声不响走在她的左边。她挎着黄布书包，提着装有脸盆、水瓶的网篼，不声不响地走在我的右边。赤日依然，泥灰依然。汽车驶过，尘土飞扬，包裹了我们。她举手掩着鼻子，别过头来。我看过去，正好迎到她的目光。她脸一红，连忙别过头去。我也脸一红，连忙别过头来。十六年的成长，十六年的积累，仿佛只为这不经意的对视。只一瞬，我懵懂的青春突然惊醒，燃起了熊熊大火，炙烤得我坐立不安，魂难守舍。

　　只是，在这一瞬里，惊醒的只有我。她一直沉静温柔地不声不响，没有半点共鸣。从此，八里湾在我的生命里，有了新的内容，新的涵意。上课，盯着黑板，黑板慢慢幻化出她那对长辫子，一只搭在胸前，一只搭在脑后，辫梢系着粉红的蝴蝶结。吃饭，站到厨房旁边的台阶上，远远地看她蹁跹而来，蹁跹而去。晚上，拿出日记本，握笔凝想，胡乱涂鸦出来，很多很多的她。我悄悄给她写信，厚厚的五六页，是希冀。她回了，三五行，是拒绝。我告诉她，我在集邮。她说，集邮是好事，随信寄了几张。拒绝清晰明白，令我绝望。寄回邮票，却又令我暗怀期待。我抓住这一丝渺茫，无望地坚持，继续写，写很多。她无可无不可，偶尔回，回很少。

　　我不能称这是恋爱。因为，恋爱，是双方的。我不愿称这是爱情。因为，爱情，明确地要走进围城。虽然我朦胧的喜欢，围绕着她，做过许多梦。但这些梦，只是初春雨后的桃树，清爽圣洁，在料峭春寒里微微地打着颤，连花苞也没冒一个。或者是深冬雪原里的一棵山松，孤独地立在岩边，沐着浓浓的风雪，遥望山脚的那片梅林，永远也不能走近。

　　八里湾里我青涩的涟漪，一泛起就注定要成为笑话。但我依然觉得成了笑话的青涩涟漪，是美好的。而她，身形随岁月流逝渐渐消隐，只留下那对长辫子，一只搭在胸前，一只搭在脑后，辫梢系着粉红的蝴蝶结。

　　五

　　走出八里湾后约十年，我到县城工作。曾经离我远去的八里湾，重新走进我的生活。

　　我看着八里湾与城区的距离越来越小，渐渐被延伸的街道掩没，渐渐成了主城区。弯曲的泥路早已拉直，铺上了泥青混凝土。宣师撤了，并入了县上的职校。曾经怀抱着八里湾的两道山梁，推平了，修起了高楼。

　　我看着十七岁的自己，从八里湾出发，自以为是地走过来。愈远处，愈清晰，越是近，越模糊。一路行来，有风有雨，有晴有泥，从未丢弃的，是杨老师开给我的书单，是书单之外更多的书本与文字。我站在时间的窗前，窗外，远远的，是我的宣师岁月，是宣师时代的八里湾。推开窗，就可以找到青涩的我，重回略微荒芜的八里湾。但我却不愿推窗，我一动不动，透过模糊的窗玻璃，看着自己模糊的青春身影，感受八里湾里模糊的秋凉与春暖。

　　八里湾，已融入小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八里湾，依然离城八里，依然被两道小山梁怀抱着，那道湾，清清楚楚地在。因为，我正灰头土脸地走进八里湾。因为，我正自以为是地从八里湾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