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紧挨界河滩，那是一条流淌了几千年的季节河，如今已被垃圾和果园侵吞得七零八落。筛河石已成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这也是我未能驾轻就熟的农活之一。记忆中的筛河石，是在以生产队为单位时，村民们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受“三自一包”的影响，也算就地生财，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批过，反对物质刺激时也拿这说事儿。毕竟，农民自由组合，收入大部分归生产队，乡亲们挣提成，与大锅饭是不一样的，那是需要起早贪黑的劳动，需要每一个互助组通力合作的。冬季是筛河石的最佳时期，其他的季节只要农闲了也是可以去筛的。

　　插组是很考验群众基础的，那些干活奸猾的往往需要队长出面说合，才能被吸收进去；年老体弱的，也大多被晒在一边，因为和挣工分不一样了。我的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回老家务农，我曾经写过，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但是却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在筛河石问题上，他举双手支持，因为他家也缺零花钱儿，但他不参加任何组，而在家“修养”，别人戏谑说是“坐月子”。他写一手不错的字，但多年的胃病成了他拒绝重体力活的最好借口。

　　后来，我知道，那也是顾全大局吧。我的姐姐，小学上的没几年，就因为家庭的贫困，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冬天，姐姐有时筛河石回到家，中午饭老是不熟，她也嗔怪，招来的往往是父母的训斥。只因为她是我们兄妹们的老大，没有人理解：冬天日短，午饭迟了会影响下午干活的。

　　界河滩有分布较广的“铲坑”，即筛河石开挖的坑，有的因为太深或者临近道路而废弃。正在使用的，深的有十来米，往往中间设置一个土坡。那个在下边抡洋镐的壮汉，还要用铁锹连沙子带鹅卵石，准确地扔到上边的第一个接筛人中。人全的话，四五个人，每个人一把筛子，流水作业：先筛土，然后是土筛子，再是零点五的，接下来是一公分的，二公分的……如人少，可分段完成。虽然那时生活困窘，人们还是讲究卫生的，普遍的是脚上有自制的蒙脚布，都有一个粗布包袱抽在胸前，女人头上有围巾，男人头上戴帽子，遮盖沙土，挡风御寒。筛河石要看风向的，有时风无定向，何况这本身就是脏活儿，所以哪个回家都是尘尘土土的。

　　上小学五年级时，因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我们冬季以班为单位筛过河石。说是筛河石，其实不过是拿着筛子打扫人家的战场，利用别人现成的坑铲几下，根本没有长期作业的打算。但现在想起来，开心啊，尤其是劳动告一段落，同学们将几种河石按类别堆放，然后弄成梯形，计算体积有多少，做上属于我们的标记，托付给家长们销售。那不是社会主义劳动大课堂吗？

　　邻村东渝河村的筛河石，要穿越我们村。因为两个村历史上有点疙疙瘩瘩，外来买河石的车有不少一早一晚的，平时生产队的大车也运输，是运往县城边西南的陵山坡脚下，等待装火车；村里专有人负责看管和联系运输的事。那时就有偷河石的，东渝河村的.尤其对此不满，认定是我村的人捎带脚儿偷卖了，又难以抓住把柄，免不了指桑骂槐。我村有的听了，故意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上，你能奈何啊？

　　曾梦想筛出宝贝，但除了圆滚滚的石头就是大大小小的沙子，偶尔筛出件铁器，比如像剑一样的，即使锈迹斑斑，也会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当年的杨六郎大战辽兵，这里不是传说他一剑扎透了河底吗？在这一亩泉的源头，曾经是金戈铁马、惊天动地啊。我家中现在一把镐柄，就是筛河石弄出来的，估计是1963年洪水冲下被掩埋的，至今仍光滑，很硬实的。我第一次连着几顿吃高粱，就是我姐姐筛河石的收获。

　　我不知道，姐姐他们是怎样羡慕人家用高粱喂牲口的，是怎样感动人家救济不能温饱的山区百姓。因为1963年洪水爆发，我们村有不少旱地。我记得人们利用冬闲起自留地，就是把上边的好土放一边，把下边的河石筛了，然后再平整。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村里有几户出了名儿的勤谨，真是“披星戴月”。

　　不久，石碴厂建了起来，大型洗石场开了起来，手工的筛河石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说起筛河石，只是沾上个边儿。现在的农家，有“洋镐”和小推车的日渐少了。我于是庆幸自己筛过河石，有这零零碎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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