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西滢闲话》，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淋漓之余，，比如春秋战国，比如魏晋，比如五四，名人大家辈出，各种思潮涌现，南辕北辙，自由驰骋，我想没乱世，也没《西滢闲话》，没乱世，也无言论自由之说，话虽偏急，但真理犹现。在老毛时代，和平稳定，天下一统，谁敢不走近民众，谁敢摆出唯我独尊的架式以追自由之心声？

　　毛泽东将手一挥，说“艺术是大众的”，于是文学家们、历史家们、哲学家们一个个翻检自己的文橱书柜，寻找民众的声音，赵树理写了《小二黑结婚》，姚雪垠写了《李自成》，艾思奇写了《大众哲学》，吴晗开始翻开尘封的历史，用最贴近老百姓的语言写道：考试这一天，考场打了三通鼓，秀才们即使遇到大冷天，冰霜冻结，也得站在门外等候点名。督学呢，穿着红袍坐在堂上，灯烛辉煌，炉子取暖，好不舒服……文字平白如话，写得确实好，可你知道这段话是近四百年前的明代文人艾南英写的，有这么“白”么？

　　寻找民众的声音本没有错，因为贴近民众，艺术才有生命力，错就错在太迁就民众，用民众的语言，穿民众的服装，写民众的生活，完全没有了自己，没有了身为人的尊严与价值，可能对民众根本没感情，却偏要装成民众中的一员，混迹于市井小肆之间，不拿笔，拿锄头，不穿西服马褂，穿布衣短褐，不说专业术语，只说平民白话，结果虽装得像鸡，鸡们仍觉得你是鹤，是臭老九，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你斗你让你戴高帽挂牌子扫厕所巡街示众。这时的民众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领袖是否也站在民众的立场为你们说说话呢？老舍死了，吴晗死了，傅雷死了……一个个能发出民众声音的优秀人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这让我想起“焚书坑儒”，想起“文字狱”，想起……太多的不该想起的历史。

　　要是陈西滢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敢大放厥词吗？他在“闲话”里写道：“中国人实在可怜。最可怜的要算现在的政府了。一方面看着众怒难犯，不敢得罪全国的民众，一方面也不敢大大的.得罪外国人，所以既不刚，又不柔，既没有政策，又没有步骤。”“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是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们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现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马，东北的郭，东南的孙传芳，广东的蒋介石，都是兵力极充足的军人，同时又是神出鬼没的政客。”读这样的文字，尤如吃了夏日的冰淇凌，爽得很呢。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能有这麻辣辣，如饮冰雪的感受么？我算明白了统治者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文人，用一句话土话说，他是“挑刺头”儿，谁敢用这样的人，不把自己扎得血淋淋才怪。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是没有人来挑它的刺儿，这个国家政府迟早会完蛋，正应了一句古话，叫“疾者讳医”，结果病入膏盲，无可救药矣。反观现在的“言论自由”，实让人有说不出的愤慨，所谓“自由”，无非是“逸闻趣事”的自由，是“正面报道”的自由，是“刑不上大夫”的自由，是“民众的喜乐短长”的自由，你敢对政府说一个“不”字？你敢叫嚣民主选举，不要内定？你敢说台湾也可以自治，建立联邦制？——你不敢，你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你也没好日子过了。如果再给你带上一顶“妄图颠覆政府，搞破坏分裂”的大帽子，今生蹲大狱吧。

　　曾读萧乾的《人生点滴》，作者有点小牢骚，是说现在报纸上的新闻，一个腔调，一个鼻孔，缺少自由，但也仅是小牢骚，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但我已见出一个文人可悲的一面，不再“美谏”，不再“殉道”，只争朝夕，做自己的学问。学问要做，民族国家的前途更要尽心，方不失一个做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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