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让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年轻时比较坎坷，但往往会有贵人相助，逢凶化吉。人到中年后蓦然回首，我这一生确实遇见了许多贵人，是他们在我最迷茫、最脆弱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让我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出口。我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遇到的几位老师。

　　1983年我高中毕业，因为偏科太严重，没能考上大学。暑假开始，家里让我跟着邻居的一名石匠学修石（当时的房子都是用石头砌成的，砌墙之前要把石块修平）。正赶上母校安溪三中要建造一座食堂，我就跟着师傅到校园里干活。那段学徒生涯，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暑假，却是我一生中最难捱的日子，以至于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做恶梦，梦见我左手握着钢钻子，右手握着锤子，蹲在一块长方形石条上，有气无力地往石头上敲。敲不准，经常敲在左手上，掌背的皮肤基本上敲烂了，还肿出了几个小包，血水从小包里渗出，钻心地痛。我不敢停下，还是继续有气无力地敲打着石头。收了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当徒弟，师傅也觉得倒霉，他是看在族亲的情分上才不得不收下我的。

　　好不容易熬到开学，新老学生都来学校上课了，我却还在校园里继续“叮叮当当”地敲着石头。师生中有很多熟人，我怕他们看见。但也没办法，我只能把头压得更低，装作看不见人，继续干我手中的活儿。忽然看到有个人走到我面前，我还是装作看不见。那个人开口说话，却是我熟悉的让我感到亲切的带有磁性的浑厚的男中音：“志超，你来当学徒啦？收工以后你来我宿舍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跟我说话的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也是教我语文的李首地老师。虽然我其他科目的学习成绩都不怎么好，语文成绩却是响当当的，李老师把我当成他的得意门生，我写的每一篇作文，几乎都被他当作范文拿到课堂上分析。他还在班上讲，他教了十几年的语文，每一届都会遇到几个作文写得比较好的，但写得这样好的，还是第一个。只要坚持写作，以后肯定成为一名作家。

　　高考临近时，因为知道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当时大学的录取率很低的），我情绪低落，也在一篇题目叫《蓝溪秋怨》的作文中流露出来。李老师便把我的作文拿给教务处刻印，分发给他所任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然后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作文，内容就是对我的作文的评论。同学们的作文交上来后，他又选取了几篇较好的印发给大家。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同学写的一些作文的题目，比如《愿八十年代的青年积极向上》《评〈蓝溪秋怨〉的艺术特色》等，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叫《我为何写〈蓝溪秋怨〉》的作文。这些作文就在班上交流、讨论。现在看来，李老师的教学在当时还是比较开放的，我走上讲台后逐渐形成的教学风格很明显地受到了他的影响。我对于文学的爱好，跟他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那天中午收工后，我心怀忐忑地来到李首地老师的宿舍。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谈话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李老师告诉我，开学好几天了，学校里还缺一名语文老师，他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校长委托他找一名代课教师，他认为我很合适，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向校长推荐我。“作文写得那么好的，你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就这样离开学校去当学徒，是很可惜的！”他当时对我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能到母校当语文老师，虽然是代课教师，也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我自然满口答应。他立即去找校长，校长要我准备一下，当天晚上试讲一节课给他们两个人听。讲课内容是李首地老师给我定的，我至今记得，我当时讲的是初一年课本中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那天下午就没有再去敲石头，就在教务处里备课，李老师还过来给我做了一些指导。当了多年的学生，都是听老师讲课，第一次自己讲课，面对的不是学生，而是校长和我最尊敬的老师，我自然很紧张。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讲的，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校长和李老师对我这一堂课的评价，他们认为我讲的还算流利，但是太深奥了，一些内容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而且时间安排上也没有把握好。但校长还是当场表态，可以聘我当代课教师，就教初一语文。他还要求首地老师以后经常到班级听我的课，对备、教、批、辅、考各个环节都要做具体的指导，帮助我尽快适应初中语文教学。

　　就这样，我从此走上讲台，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85年秋季，我从报纸上看到省里成立了自考委，开始举行高教自学考试的消息，就报名参加了福建师大主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试。语文是我的专长，加上我那个时候很刻苦，一下课就拿起书本学习，所以每次报考的科目都能顺利地通过。1988年6月，我获取了一纸自考大专毕业证书。当年的4月份，省人事局曾下指标转正了一批获得大专文凭的民办、代课教师，但我是6月份才毕业的，自然错失了机会。我一直在盼望着能有转正的机会，却遥遥无期。等到1992年还不能转正，我只好“曲线救国”，去报考南安中等师范学校民师班。那一年我正在教初三语文，我就跟我的学生一起参加中考，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考点。我特别跟其他科任老师交代，不能让学生知道我也参加中考，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中考录取结束后，有几位学生来向我报喜，说他们已经被南安师范录取了。我告诉他们，我也被这所学校录取了，我们以后是同学了！这几位学生一时脑筋转不过弯来，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听清楚以后，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呢。

　　可就在我去读南师的第二年，省人事厅又下了指标，让一批获得大、中专毕业文凭的民办、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在芦田中学代课的杨老师，跟我同一年获得自考大专文凭，就在那一年转了正。而我却要再读一年书，才能从南师毕业，才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但我从不后悔去读南安师范，虽然是走了弯路，但那毕竟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我在那里成长，并认识了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老师和同学，不算浪费！

　　就在我去读南师的那一年，李首地老师也调到铭选中学当副校长。我到学校里找他，他见到我，很热情地给我泡茶，还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发表在《泉州晚报》上的几篇文章，感觉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鼓励我坚持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我当时也十分自信，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成为一名作家。

　　但坚持了几年以后，我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所谓的写作天赋只是一种假象，我根本不是写作的料子！我虽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豆腐块”，也加入了泉州市作家协会，但我根本成不了作家，因为我缺少的正是成为作家所必备的文学天赋！看清了这个事实之后，我放弃了写作，只想老老实实地教书，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但我再也无颜去见我的恩师，他可是相信我会成为一名作家的啊！我也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拿着一本我自己写的书，最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亲自送到他家里，感谢他那些年对我的精心培养和鼓励。可我辜负了他对我的殷切期望，见面以后怎么向他交代呢！虽然我很想他，经常向别人打听他的消息，也知道他退休以后一直跟他的儿子住在一起，他儿子就在本省的一所大学里教书，要找到他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

　　让我无颜与之见面的还有一位恩师——已经退休多年的、原县教育局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全国特级教师陈廷秀老师，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但他也是我人生的导师。记得好像是在1991年春季，我到县中学语文教研室为学校领取一些复习资料，拿资料给我的正是陈廷秀老师。虽然我久闻他的大名，但并不认识他，一见面就看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师。他问我是哪所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后，他显得很高兴，对我说，他主编的《安溪教育中学文科版》曾经刊登过我的两篇论文，还有一篇本来应该发表的，却让印刷厂给耽误了。他还问了我个人的一些事，鼓励我多写一些教学论文。几个月后，我到县里参加教研活动，在教师进修学校门口遇到他，我一时没有认出他来，他却先跟我打招呼，而且还叫出了我的名字。再后来，他还特地跑到我们学校来听我的课，对我今后的教学提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994年我从南师毕业，陈老师还向教育局推荐我，希望我能分配到中学任教。但由于当时教育局的有关规定，我还是分配到了小学。两年以后，我逮住了一个机会，重新回到我原来工作过的湖上中学任教，那时候陈老师已经退休了。

　　我也很想再与陈老师见面，现在通讯这么发达，陈老师不仅在我们本县，而且在本省，也是一位名人，认识他的人肯定很多，要找到他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也不敢见他。我当代课教师的时候，还经常在县、市级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现在却是一篇也没有写，一篇也写不出来。更叫人汗颜的是，我长期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校语文科中考成绩却成了全县的尾巴。虽然这是诸多原因造成的，但他要是问起我校语文教学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提的还有一位已经过世二十多年的恩师——李树砥老师，他是我县最早被吸收为省作协会员的作家，跟我是同一个村子的，到了八十岁高龄还笔耕不辍。他是我的忘年交。当时，我和村里的几个文学青年经常到他家里做客，他和夫人都很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傍晚，我们经常跟着他老人家到溪边散步，一起谈论文学，聆听他的教诲。我们写出的每一篇文章，他都是第一读者，他都很认真地阅读，然后指点迷津，让我们茅塞顿开。后来他到县文联工作，负责编辑出版《山茶花》，每期刊物都刊发我们这几个人的现在看来很稚嫩的作品，他还介绍我们加入县文学工作者协会。如果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看到他当年悉心扶掖的几个文学青年现在基本上都放弃了写作，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