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时我就给自己设计了前途：学文科，当律师。看过很多连续剧，戴假发穿法袍的大律师让我无限神往，在法庭上闲庭信步，侃侃而谈，能把死人说活，能把稻草说成金条，我想我要有这种能力就好了。其实我是一个胆小的乡下少年，念高中之前，四十里外的县城都没去过几次，见到陌生人第一反应是躲起来；可能正是因为我的僻远和羞怯，让我向往自信和挥洒，暗暗祈求一夜之间神灵附体，有了应付复杂世界的本领和口才，在我看来，律师就是神灵附体的典范。高三时填高考志愿，一溜到底几乎都是法律，到最末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说，若是真到这一步才被录取，那我看法不法律意思也不大了，就念中文吧，继续一块儿玩。朋友前一年考进了那所大学的中文系。我说好，趾高气扬地填了中文，我想不至于就堕落到那个境界。然后，一头钻进了中文系。

　　大二的一个早上，我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早餐，遇到系里一位精研《易经》的老师。该老师脑门光洁敞亮，据说算命测字看相皆擅，一说一个准。聊及怎么进了这个大学的中文系，该老师歪头看了看我，说：“你幸亏来了，要复读一年你连这个学校也考不上。”

　　“我有那么笨吗？”

　　该老师说：“要笨你早走第一志愿了。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了。”

　　第一志愿我报的是南京大学的法律。我听不出他是不是在夸我，那顿早饭我没有抢着替老师付钱。不管头脑出了什么问题，我确定无疑进了中文系。父亲对我进中文系没任何不满，父亲说，挺好，去吧。可是，我去中文系干什么呢？

　　我真不知道去中文系干吗，也不知道去了中文系能干吗。从没想过法律之外的事，虽然我在高二时就开始写小说，高三在一个书法作业本的背面写了整整一本诗。我只是写小说和诗歌，写小说和诗跟中文系有什么关系呢？父母已经开始帮我收拾行李了，姑妈送了我一个行李箱，祖父给我生活费时，嘱咐我千万别在嘴头上克扣自己，还有，要舍得买书。

　　大学在两百多里外的隔壁城市，不通火车，只有长途汽车。我不记得当年是如何坐上长途汽车的。车站在县城，去县城要先到镇上，这中间的折腾可能就得换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我记得的是，坐在哐啷哐啷的破旧长途汽车里，汽油味让我犯晕。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通，或者已经通了但长途车不愿走，它要穿过一个个村镇和小城沿途带客，多挣一点。上下车的乘客拎着头朝下的鸡鸭鹅，也有抱着兔子和其他小畜的，我坐在窗边，把车窗开到最大，让八月蓬勃的草木气息涌进车里，以便抵御汽油之外更加浓郁的乡村集市的气息。

　　半个车里都是午后火热的阳光，我有点晕车。父亲让我盯着窗外看，看得越远越好。我最终是往高处看，头一次发现异乡的白杨树如此之高，清峻细瘦地直往天上钻。我的故乡也到处杨树，为什么它们都粗壮低矮？还是我忙得没来得及抬起头来看？我把路边的每一棵白杨树都从根儿看到梢儿，然后就在阳光里昏昏然睡着了。醒来出了一身汗，胃里舒服多了，晕车的感觉没了。这是我十八年来最长的一次长途车经历，及时地找到了治疗晕车的良方，就是上了车先睡一觉，醒来百无禁忌。

　　以后的很多年里，听很多同学和朋友讲述了他们去大学之路，不管路长路短，他们通常浮想联翩，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作了无数种设想。我也看过很多此类文章，看过后就惭愧，我好像在那个午后的长途汽车上，对此行的终点无动于衷，我对我的大学没有好奇。对我来说，就是高中生活结束了，我得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待几年。如此而已。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中文系，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我觉得坐了很久，起码一个下午。后来寒暑假往返，同一班车，我发现其实就是三四个小时。反正那天到了终点站，天已然傍晚。高我一级的朋友在车站接我，他让我也早点到，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成了那一届中文系第一个报到的新生。那天晚上，朋友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他们宿舍里住，我记不得说了些什么，第二天一早，醒来就看见父亲已经收拾好了，他得赶早班车回家。一天也只有那一班车去我故乡。

　　因为早了好几天报到，我整天跟在朋友屁股后头，他去哪我去哪。他在中文系学生会任职，负责宣传，那两天正在为迎接新生做各种准备，我帮打下手。因为从小学书法，字拿得出手，写写画画的事一天之后就全堆我头上了，我写了标语写牌子，写了宣言又写了祝福。我在学生会写字的时候，系领导去视察迎新工作，很奇怪他竟然不知道中文系还有字写得这么好的学生。领导问，你是学生会哪个部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学生会有哪些部门。旁边秘书处的秘书长说，咱们秘书处的。开学一周后，我果然就进了学生会秘书处。

　　报到那两天，我像老生一样跟着忙活，接了一个新生又一个新生。第一天晚上回到我自己的宿舍，累得躺下来就不想起。快熄灯时，室友问：“学长，你怎么还不走？”

　　“走不动了，”我说，“跟你一样，我的大学也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