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菊花的海洋在我眼前浮现了多年。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初秋，我急切地赶赴花城，探望病重的父亲，同行的还有弟弟和父亲单位的老干部处处长。走出机场，穿越市区，一路都是铺天盖地的菊花。那肃穆的色彩和醒脑的气息，正迎合了我当时的心境。

　　不久前刚在冰城火车站辞别父母。父亲一生敬业，在职时从未出外休过假。离休后，因肺气肿病加重，才不得不在入冬前到广东从化疗养。由于路途遥远，走时大家劝他乘飞机或软卧，但他不肯，坚持坐普卧，为的是给单位节约经费。

　　走进广州陆军南方医院的病房，父亲躺在病床上，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我们，眼角溢出泪水。在数千里之外，在病痛之中，亲人相逢，父亲的心情该是极复杂的。母亲见了我们也十分高兴，疲惫的脸上满是笑意。这虽是一处双人间的士兵病房，但也很宽敞明亮。在疗养院发病后，父亲被送来，他坚持住价格最低的病房。

　　打开窗户，院子里的菊香一阵阵飘入病房，父亲很喜欢这花香。经过几天的紧张救治，父亲的身体明显好转，开始有力气说些话了。特别是与临床那个精瘦的爱说怪话的年轻病号，常有善意的简单论辩，但最终都是父亲气力不足，说服不了人家，只得自嘲地苦笑一下，闭目养神。代沟难以逾越，对于这一点父亲是理解的。他年轻时就投身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思想一直是开明的，包括对后辈，在思想交流中从不勉强。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陪母亲从医院出发，乘长途巴士去从化疗养院取东西。这座温泉疗养院建在山间大片荔枝林里，林子周边种满菊花，花香和果香交融在一起，沁人心脾。父母住的房间就在荔枝树下那一座座散落的方形石头房子中的一间。

　　他们带来的物品不多，只是一些换季衣物和洗漱用具，放置得井井有条，未改军人的习性。父亲的服装鞋帽以及旅行袋都很陈旧了，多是已褪色或磨损，并反复修补过的。他虽是个节俭的人，但也是个有品位的人，他的这些物品原本都是品质较好的，他买东西很认品牌，就比如这一件布衣或一双布鞋，他认为品牌的东西耐用，总体是节约的。

　　桌边那个老旧的金属小长方盒，是一套日本早年产的刮脸刀，那还是抗战胜利那年，父亲从延安来东北，在路上买的。因物美价廉，他便同时买了两个。走到目的地，他送给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一个。前几年，那位已做了某省省委书记的老同事来看望他，发现他还在使用这个刮脸刀，很是激动，说自己那个也仍在使用，并在出访日本时，被日方要求高价回购或置换，他不为所动。战友的情谊和历史的标记是无价的。

　　抽屉里那支笔头已磨秃的派克金笔，是父亲在建国初期买的。当时很喜欢，一起买了两支，这支一直使用到现在，另一支在我考上大学那年送给了我。望着这支笔，就想起父亲那一丝不苟的笔迹，那是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字体，刚正圆润。父亲的文字多是不赶时兴的，但很隽永，很真切，因此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我和母亲去疗养院食堂结账。食堂墙上挂着当日菜谱，荤素搭配。听母亲说，父亲常买素菜。我心里很酸楚。父亲一生无论公私场合，饮食都是简单的。在公务活动中，他常常谢绝宴请而去吃一碗面条。在家里，他只是艰苦自己，总是希望能让亲人们生活得好些。

　　那天，父亲单位的几位同事到花城出差，顺道来医院探望。那时同事之间探病，既没有慰问品，也没有慰问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和他们谈起节俭的话题时，动情地说，自己这一辈子，无论管公家的钱还是管自家的钱，一样舍不得浪费。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富裕家庭。父亲从建国开始，曾历任四个地厅级单位的主官。他们的节俭并不单纯是由于物质匮乏的节俭，而是一种另有境界的节俭。纵观古今，高尚人士多是崇尚俭朴的。这是对自身劳动血汗的珍惜，也是对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的敬畏。特别是把简陋留给自己，把丰盈让给别人，更具人生品格。在工作岗位时，父亲很少使用公车，也曾推掉分配好房子的机会。除却衣食住行，他的节俭更体现在他大半生所致力的黑龙江的营林事业上。在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同时，他倡导和践行勤俭办林业的思想。千里完达，万里兴安，都留下他艰苦创业的故事。

　　父亲催促，我先返回冰城。当我再一次穿过花城的市区时，才有兴致欣赏路旁那连绵不绝的菊花。那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红色的花朵，千姿百态，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似乎把整个城市立体包裹起来。那汹涌的花香，笼罩了世界。这是一届盛大的花城菊花之年。

　　几天后接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转了病房。原来医务人员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的离休干部证，上面有行政十级字样，便向上汇报，硬性按规定将他转入条件好的军级干部病房。医院的上级领导还来进行慰问，对他艰苦奋斗的作风表示敬意。一个早已离开军队的老军人，就这样受到了一次军队的深情垂顾。

　　时光掩去万千景象，但那片菊海却永在我心。她是我对那座城市和那段往事的最深刻的记忆。因为菊花的淡泊清雅，正像我父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