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侯，娘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我们好好上学，将来做一个拿起报纸就能念的人。

　　娘出身贫寒，童年时别说上学就连吃饭都是问题，只好跟着娘的娘，在地主家当女佣。解放后才有机会学文化，进了村里的业余扫盲班。但那时已经拉家带口，纵有满腔热情，也抵挡不住家务的消磨，她只学会并记住了自己的姓氏——田。用娘的话说，一个方块地里，一横一竖，两个人耕作，就是“田”。

　　娘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就围绕着大郭村火车站，为石家庄市内的企业拉脚送货。可到了市里，想去个厕所都很难，不是找不到厕所，就是找到厕所不敢进去，因为不识字，不知道哪边是男的，哪边是女的，只能在外边等着，看到有人出来了才敢进去。那种说不出的憋屈穿心进肺。

　　文化大革命初期，村里来了工作队。晚上，生产队会隔三岔五招呼人们去开会。那些从城里来的人，识文断字。娘抱着弟弟，我靠在娘的旁边，那时我大概不到十岁，蹦跶了一天，不一会两个眼皮打架，晕晕乎乎就睡着了，一到念报纸的时候，娘就会摇摇我，哎，快醒醒，开始念报纸了。在娘的眼里，拿起报纸就能念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听了不起的人念报纸，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1973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公社里的高中。当时哥哥参军，父亲多病，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好心的队长和邻居们都劝娘，别再让孩子读高中了，一个女孩子读高中有什么用？但娘却顶着压力，把借来的学费交给我说，只要能上学，就好好上吧，将来做一个拿起报纸就能念的人。

　　拿起报纸就能念，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娘的心里，那是文化人的代名词。娘活着的时候，我们读完了高中、参加了高考，先后走出了农村，但却从来没有给娘好好地念过一段报纸。大概娘看到我们长大了、工作忙，也不再苛求什么，只要有收音机就满足了。

　　生活好了，报纸送到家里，偶尔也会拿起来念几句，慢慢发现，拿起报纸就能念，其实要求很高：要通过标点符号，念出里边蕴含的情感；要通过文字的组合，念出里边传递的信息；要通过句子的表达，念出国家的政策导向。娘说不出这些道理，但从别人念出的声音里，看到了村庄外面的世界。

　　娘走了已经十年了，每当我想娘的时候，就会拿起报纸来念一段，我想娘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都会欣慰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