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医院住了十来天，那天晚上，我们姐弟几个都围着父亲聊着天，父亲很高兴，感叹孩子多真好。我从未听过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九点钟左右，父亲病情突然恶化，毫无征兆，慌乱中，我安排三姐从家中接来母亲。

　　从电梯里出来，母亲甩开搀扶她的三姐，快步奔向了父亲的病床：“老哥呀，你怎么就要走，你不是说要陪着我，等我先走吗？”母亲的哭声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一声老哥，震撼我的心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对父亲的称呼。

　　弥留中的父亲已感受到了母亲的到来，无神的双眼定定地望着母亲，嘴微微张开，喉结缓慢而艰难地上下滚动，却无法发出声音。母亲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的胸部，呼唤着“老哥，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先走，你说过要好好陪我，弥补我。”父母一辈子争吵，此时却无法语言交流，突然，父亲眼角流下了两滴浑浊的眼泪。

　　父亲的丧事是在乡下办的，那几天我再没有见母亲流过泪，只是每天吃饭的时候，母亲都要自己给父亲供饭，嘴里念着：“老哥，莫走远了，回来吃饭吧。”

　　听说，母亲那时和父亲结婚是不被人看好的，那时的母亲读过私塾又漂亮大方。父亲从小是孤儿，文化程度没有母亲高。解放初期，两人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的职务还高于父亲，我二姐出生后，母亲放弃了工作，回家务农，照看孩子。父亲一生好酒，喝醉后就发酒疯，母亲为护孩子常与父亲吵嘴。一看到父亲喝多了酒，我们就会躲在母亲身边，母亲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我们，一副要与父亲拼命的架势。外人给父亲取外号“酒疯子”，母亲听后非常不高兴，谁要在母亲面前这样称呼父亲定是自讨没趣。可以说，我是在父亲的争吵中长大的，但从未听母亲说过要和父亲离婚。

　　父亲丧事过后，我想将母亲接回县城。母亲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常年吃药，已引起骨质疏松，需有人护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跟我走：“我要陪陪你父亲，要不然他回来家里没人，他会孤单的。”我无法再坚持，我不能粗暴地阻止母亲对父亲那种爱的表达。我做通了大姐的工作，由她来乡下陪护母亲。

　　我们每周都会去看望母亲，每次回去她都会表现得非常高兴。但我明显地感觉到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在家时她尽量坐着不起身，可每次站起身时，都要花很大的力气，从母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大姐偷偷告诉我，母亲变了，不喜欢说话，常一个人坐在门口，呆望着安葬父亲的方向。

　　父亲总七时，母亲走路都需要扶着东西了，晚上我陪母亲聊了很久，最后母亲答应跟我回县城，睡前母亲要我将家里父亲生前买的那个已经停摆多年的闹钟紧好发条，让它重新摆动起来。寂静的夜里那铛铛的闹钟声，让我觉得好像父亲回来了，这就是家，暖暖的，那么温馨。

　　临行前，母亲颤颤巍巍地给父亲上了一柱香，她先将散落在额前的几根白发夹好，点上香：“老哥，我要到县里去，不能陪你了，我们不能影响孩子，你要不怕远就跟我一起去。”随后母亲又拿起父亲的遗像用袖子将上面的灰擦拭干净，再放回原处，端端正正。我望着母亲那佝偻着的背影，眼泪悄然而下。

　　现在我们只想多陪陪母亲，希望母亲慢慢好起来，如同母亲希望家里的钟声每天都在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