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烦躁闷热的下午，手机偏偏在我最困倦的时候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老男人沉闷的声音，虽然开口就叫我的名字，却对接电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我本人百般狐疑。我一时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一连串地问了过去。就在对方快要生气挂断的时候，我猛然间听出了一丝端倪，连忙问道“是不是老吴盾？”我想对方定是在一边骂人一边想要掐电话的那一瞬间听出了我的提问，于是赶紧又拿回电话问：“你还会讲点乡音？”咋不会讲乡音呢，我是小县城里土生土长走出来的，乡音原本就是镶嵌在我身上的胎记，不过当年在省会城市昆明为了生存而闯荡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沟通上的便利，另方面则是出于对出处的遮掩，我基本上都在说“马普”。老吴盾是我在云南信息报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死党，但他确确实实没听我说过方言，这也难怪他在接下来同我的交谈中觉得别扭，逼得我又蹿回久违的“马街普通话”去，然后他也时而方言时而半截普通话地跟我说，一下就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好像又回到当时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情形。

　　我是个颇具反判精神的人，因而从骨子里都有出去闯荡的梦想，我追求的也许不是修成正果的辉煌，而是那种紧张中搏击进取的过程。终于在一个夏天的雨后，我写下了一首名叫《回旋》的小诗：“震动的步伐倚在他乡 流云/我以我心脏的重负等待你/面对眼前静如止水的生活/我多想有一次漂泊/借助无期风雨浇淋/洗濯内心深处那些/积压多年的尘土/我渴慕伤痕累累的归期……”然后潇洒地舍下一切，第二次到昆明去谋求发展。在云南省新闻学会工作几个月后，我再度踏进云南信息报社的大门，委身去做了个上夜班的编辑。虽然在此5年之前我也曾在这家报社当过记者，可毕竟隔的时间太长，从业人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又投入到了人地两生的环境。好在报社里总有一部分人是宽容的，不久之后我便网结了一帮走得很近的朋友，开始有了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

　　刚刚回到报社时，大家的收入都还很低，不过我的运气不管到哪都属于略偏上乘的，没过多久报社便实行打分计酬制了。而按照事先公布的薪酬计算标准，不管报社高层如何推算，我当月的薪资都是最高的，这可激怒了原先纠结在报社中层的一股子势力。有几个人先是不服气，继而采取排斥打击的卑劣手段，四处煽风说老编辑干不赢新编辑，报社的规矩不成规矩了，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而我此刻却享受在同事们的关爱中，经常一大帮子人文出武进，搞得一些人戳瞎了眼睛，也搞得领导层很难平衡。其实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心态决定着眼界，而眼光又决定着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我每次到了风口浪尖上的时候，心态反而是较平静的，以静制动往往就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法宝。我先是被分去国际版实习，虽然也曾着了某个小女子的道，但负责国际版的武坤是个比较正直有能力的小伙子，他待我既热情又大方，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大家渐渐混熟以后，我的朋友迅速多了起来，宦杰、吴盾、刘金榜、爱民、刘虹、党建伟、李琛、曾远华、秦耕……每个人身后都能说出一段故事，以致后来刚到报社实习的陈怡等人也都自觉加入到我们的阵营，反而是欲加冷落给我的那些人显得更加边缘，这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一段笑谈。

　　在报社所有的同事中，老吴盾跟我走得特别要近一些。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他的年龄仅比我稍长几岁，社会阅历和审视事物的观点相差不多，啥事都能聊在一起。二是他和我有相似的体形，两人在一起形似安徽的省会——合肥，自然也就有些臭味相投了。更重要的是我俩都有同一个嗜好，心静下来便乐意喝上两杯。云南信息报是清晨上市的都市类报纸，编辑做版通常要熬到两三点钟，吴盾是做经济要闻版的，而我负责编辑一个名为《云南地理》的旧闻版面，吴盾对我直接简称“云弟”或“云地理”，大意是将版面与人合并在了一起。只要我俩同时上班，无论谁先做完版面都会等着对方，然后一起到报社附近的烧烤店去小酌几杯，一来二往变成了最铁的哥们。如果我们的阵营里多几个人同时做完版面，就会浩浩荡荡开赴到曙光小区吃田螺和麻辣小龙虾，喝得酩酊时天也快亮了，我会在与大家分手之后随意坐到某个台阶上大睡到日上三杆，这才起身晃晃悠悠回住处去补瞌睡。

　　这种半佛半仙的生活过了有大半年，我却被家乡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召了回来，没想到回乡第二天就碰上了牵动全国亿万双眼睛的8·10地震，惨烈的破坏性灾难和此后轰轰烈烈的家园重建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及至我再回顾起难忘的报社时光，已是几年过去。其间宦杰曾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是他在跟我的老乡喝酒时偶尔谈起了我，“老鬼子”倏然勾起对我的怀念，硬要我的老乡拨通电话，隔着数百公里将酒气喷到我的脸上。我也曾在网上遇见过武坤、刘虹、李琛和陈怡，他们都相继离开了奉献过青春热情的报社，找到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只有这个老吴盾，开始还不疼不痒通过几次电话，我也曾在昆明着实刮削过他一顿，后来就彼此音讯杳无，我也在数次更换手机中遗忘了他的联系方式。令我想不到的是，整整8年之后，完全是一个抗日战争的过程，这个因为穿了一件印有DUDU字样的T恤而被我戏称为“吴肚肚”的老胖子居然想到了我，而且打个电话过来似乎只想证明我还是否依然健在。这可把我激动坏了，也没顾忌同事们都在认真做事，就在电话里高声回顾往昔的情分，说到激动处还情不自禁地放声笑闹，弄得大家吁唏不已。

　　一年不到的报社编辑生涯，却留下了挚友们难以忘却的牵怀，这就是我今生得到最多的收成。我常常这样感念生活，其实上苍给人的东西总体上较为平等，但每个人愿意伸手去抓回的东西却各不相同。选择了苦难，苦难就会伴随一生，让生命变得厚重，使灵魂变得更有弹性。选择了快乐，快乐就会追随一世，用愉悦来降低生命的成本，从而提高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而我选择了缘分，尽管现实中也有不少荆棘和对手，但我无论走到哪里，从来不曾感到孤独。如今我那些短暂的同仁都已经各奔前程了，作为报社元老的吴盾退休后被返聘，然后再一次彻底退休下来，守着他再婚后生育的6岁儿子尽享天伦。如果他不是一直保留着我的号码，也许很难再次翻阅起多年前的记忆，即便偶然想起，充其量闪念过后又会去思考别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在想，有种缘分就叫记得，它虽然不深，却也不是很平，它会似一缕轻风不时拂过心田，由此唤回隐藏在灵魂边缘的美好故旧，让生命的意义增添格外丰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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