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迷信，对民俗上坟的事，不太讲究.自母亲去世以后，我是逢节必去，总觉得没有好办法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清明节，我们兄妹又来到母亲坟前……

　　母亲是在我们兄妹正共享长了工资的兴奋日子里去世的.我们兄妹能够”吃上黄粮”都归功于母亲。

　　母亲是伪满高小毕业的，那时虽然是日伪统治时期，但在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母亲接受的教育，还是以那些老私塾、老学究们的儒家思想.母亲教育我们的原则是，诚实做事，老实做人，母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诚实常常在”。

　　母亲留下我们三男三女兄妹六人。在五、六十年代，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十分节俭，老百姓都说母亲会过日子，为了供我们读书，母亲在1958年大跃进那个年代，养了头猪，卖钱换了一台旧缝纫机，白天，她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五更半夜的，点着松树明子照亮给人做衣服挣钱，特别是我和哥哥念中学时，都在外地住宿读书，那时给人做一条裤子才挣五角钱，我们每两周回家一次，每次母亲都把学费饭伙钱准备好，给我们炖一小筐咸菜，两罐头瓶子酱萝卜条，一包地瓜或者是菜饼子。吃用从没让我们缺着难着，穿的是新象新样，旧象旧样，补连整洁，即使补丁落了几层，也从没让破了穿出去。

　　母亲教育孩子在咱那条山沟里十里八村是有名的，她对我们管教十分严格.教我们懂礼貌，要懂规矩、听话，不准我们和别人打架，生事惹祸。我们那时学别人家的孩子，不注意说了一句脏话，母亲的巴掌马上就会上我们身的，她说:“非得让我们长记性不可”。

　　别看母亲管教我们果断，对小节问题不吭忽。但遇到我们不痛快时，又特有耐心。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和小伙伴们逃学，被老师批评了，一赌气，干脆不念了，主动把家里的猪赶出去放。这回，妈妈没打我，也没骂我，反而一直哄我，劝我上学。我很犟，不爱听，不让我放猪，就拿着小筐挖野菜去，妈妈放下家中的缝纫机活，跟我到山上，看到放牛的，就对我说：“你不上学，以后就得在家放牛啦”。“是呀”我想：“那个放牛的，就是我伯父的儿子，他六岁就放牛，那时快二十岁了还放牛，有名字别人也不叫，都喊他牛倌”。妈妈每天早上把饭盒给我装上，把书包给我背上一次。三天后，我的犟劲过了，但还碍于面子，不肯自己去学校，但妈妈不送我，最后还是逼我自己回到学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学，也是唯一一次逃学。

　　母亲做什么事都讲个公平。我们兄妹间，不管大小，吃用东西都要分，不准哪个多吃多占。那时小弟老妹还小，妈妈给我们大兄妹四个每人买一个不同花样的小花碗，每人一个小酱碟，吃小咸鱼，每人分一条，吃咸鸡蛋，切四瓣每人一瓣。凡是好一点的饭菜，妈妈总要给分到我们的碗里，不准争抢。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我们兄妹凡事都有尊有让，名声在外边很好.

　　我们这代人，赶上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机会不是很好，那时已取消高考，读完中学就回生产队当社员.那时还没兴走后门，也不兴考试，公社，大队需要个人，就从年轻的人堆里扒拉，看好谁，直接就用了.由于母亲的教育为我们垫了底，社会口碑很好，下学后，我们兄妹干活办事都扎实认真，吃苦耐劳，幸运就一个接一个的落到我们兄妹头上。哥哥念完中学，读了一年耕读师范，回大队就被安排教小学，我中学毕业，在生产队干了两年队长，抽到大队干了不到二年又被公社采用，大妹子下学，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农田建设专业队长，她不善言辞，带领民兵劈石挡大坝。砸钢钎，打炮眼，装炸药，点炮样样都领头干，都敢干。二十年后，一位和她同期当专业队长的老同志还在我面前夸奖：“妹子真厉害，打炮眼，两只手一只手把一根钢钎，打锤，她双手抡锤，单手落锤，甩锤拎的真漂亮”。大妹子后来被保送上了大学，毕业回乡也教学。二妹更幸运，念完中学就被直接选中做了小学教师。剩下三弟和老妹子，他们小，以后就没这样的机会了。象我们家兄妹个个都被公社重用的很少，让乡邻们羡慕的不得了.

　　那年，妈妈八十四岁了，她老人家自己说，自己到圣人寿命，七十三、八十四，是坎年。这年，正是教师和机关干部长工资的时候，我们长兄妹四人数我这事业干部长得最少，还挣1400多。这下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沟沟里重新又掀起一阵轰动，这次人家羡慕的不是我们，都在夸我的妈妈。妈妈就在我们兄妹正高兴的时刻得脑溢血突然长辞于世，乡亲们的话：“这老太太，一辈子竟为儿女着想，临走时也不肯拖累儿女一回”都说我的妈妈是一位最成功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