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力气大，演坏人最好。一天，我们刚看完一部革命题材电影，一进家门，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对我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结结实实地撞上桌角，顿时血流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

　　初三的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儿。这是我第一次“触电”。汇报演出时，听说教育局领导要出席，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几个同学的家长也坐在台下，笑容在脸上写满“自豪”二字，我这个主角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到场。我突然很想妈妈，抱着大幕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呜呜大哭，谁劝跟谁急，哭声响彻整个后台。这时，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了。

　　三姐妹中，大姐最漂亮。她是家里所有人的骄傲，更是我的偶像。谁能不喜欢她呢?小学她是全年级第一，中学她是清华附中的校花，大学她是外交学院的交际舞冠军。

　　那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广告的模特儿。”我吓了一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权威地甩过去几个字：“算了吧，丢份儿。”二姐觉得很新鲜：“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仔细打扮一番，出门之前严正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

　　几个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一看那样儿就知道已经得意忘形了。

　　“考中了?”

　　“没有。”

　　“那是吃错药了。”

　　“没吃药呀。”

　　“那得赶快吃点儿，笑成这样不正常。”

　　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招聘的评委中有一个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大姐说：“她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下来了，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我真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就在这个空当，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影。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又把大姐送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

　　奔驰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属楼前，李童把我带上一辆大巴士，让我等着。车上有很多工作人员，看来了个小姑娘，都好奇地问：“你是来干吗的?”

　　“我不知道。”我一身汗湿的运动衣裤。刚打完篮球，脸没洗，衣服没换。

　　“可能又是来试镜的。小小的这个角色，已经试了二三十个女孩，还定不下来。”

　　我得意地想，试两三百个也没用，这个角色是我姐姐的了。

　　“谁呀?”众人的议论声吵醒了躺在巴士最后一排长椅上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显然有点火气。他一肩鬈曲的长发，一副蛤蟆墨镜架在突出的鼻梁上，一张很白的脸，冷冷的样子实属另类。

　　“你过来。”他指着我。

　　“干什么?”我没挪窝儿。妈妈离家前，叫我不要随便跟留长头发的男人搭腔。

　　“多大了?”

　　“15。”我人小声大。首先，在气势上不能输给对方。

　　“小孩儿还挺有性格。”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裤。

　　一个大胡子上了巴士，没错，田壮壮导演来了。

　　田导演问：“你是妹妹吧。以前演过戏吗?”我不自信地摇头。“走，看他们拍戏去。”他好像是跟我一拨儿的。

　　我到家时，大姐已经睡下，太对不起她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蹲在床头。“姐，导演说，明天让我搬到剧组去。”我一脸愧疚地说。大姐睡得迷迷糊糊，说：“定了就定了，快睡吧。”钻进被窝时，我还在纳闷：姐姐那么漂亮，机会本应该是她的，怎么馅饼砸到我头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