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从未给我说过哥哥的人生轨迹。哥哥的往事，来源于我的表哥。表哥说，哥哥那年已经19岁了，能够套着牲口扶着犁揭地了。有一次，不知哥哥犯下多大的过失，怕挨奶奶打，被大雨浇得浑身湿透的他钻到厨房案板下，时间过长，身患重病，不治而亡。哥哥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没长多大就夭折了。

　　弟弟的情况，我知道许多：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上高中期间，每逢放暑假，我总是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弟弟是母亲的跟屁虫，当然和我们寸步不离。中午，烈日当空，带着草帽的头上，汗水像一道道蚯蚓往下爬。当领工的生产队长或者妇女队长喊大家到树下休息乘凉时，弟弟早头枕地畔，仰面香甜地呼呼大睡。弟弟的身下，铺着母亲脱下的满是汗渍的长衫。母亲坐在弟弟身旁，一边用黑乎乎的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一边用烂着边儿的草帽给弟弟轻轻地扇凉。可以说，整个暑假的中午，弟弟都是躺在野外树阴下又潮又热的土地上

　　1964年，我考上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为给自己挣点生活费和书本费，寒暑假基本都在学校打工，弟弟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有父亲的来信偶尔提那么一半句，说弟弟想念我。

　　再次见到弟弟是1967年，我到西安串联，顺便回到三原县鲁桥公社鲁桥大队五渠岸村家中。临走时，母亲和弟弟送我到县城。见一次亲人真不容易，我咬着牙，拿出口袋仅有的打工挣来的钱，请母亲和弟弟到县城饭店吃一顿。开始，母亲拧着不去，说在街上买两个蒸馍、喝两碗水就行了。我硬是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弟弟进了明德亭。我点了明德亭的特色小吃笼笼肉、千层油饼，要了几个热腾腾的蒸馍，还要了一碗醪糟鸡蛋汤。弟弟肯定很久没见过荤腥了，大口大口贪婪地吃了起来。母亲动筷子前问我：这些东西得花不少钱吧？我说：不贵，不贵。我记得花了不到一块钱，可是当时的每月生活费才三四块钱呀。不一会儿，弟弟不吃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傻笑，笑得我莫名其妙。我问他笑啥，他羞赧地低下头，不言不语。他在母亲耳边低语两句。母亲点点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弟弟看上了你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镇上不少人都有，你那个比他们的都大。弟弟从来未对我开口要过什么，我这个当哥哥的再难舍，也得给啊。我把那枚像章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戴在弟弟胸前。弟弟如获至宝，高兴地在母亲身旁一边嬉笑一边蹦跳起来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再次回到家，见过父亲、母亲和妹妹，却没看到弟弟的身影。我问母亲：弟弟去哪儿玩了？话刚落点，母亲脸色大变，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哽哽咽咽地叙说。原来，我走后不久，弟弟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父母把弟弟送进县医院治疗，连借带贷，花了200多元。那年月，一个干部的月薪大约40元左右，一天劳动日值只有1角多钱，而再无其他收入的农家，负债多沉重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也没有留住弟弟的性命弟弟走的时候，还不足九岁！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还生过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可惜都半道夭折了长成人的，只有我和两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