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他说，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上，用破旧的头巾扑打着灰尘。

　　其实母亲知道，父亲出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已经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的世界，也为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黄土地。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她独自在那里默默流泪。

　　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俨然判若两人。

　　父亲回来的那天，隔壁邻居都过来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才笑了。

　　我认识，那是一朵多么漂亮的迎春花啊！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际，用手指一按，咔嗒一声，它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地进了厨房。

　　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这次，他要去更长时间，春节才回来。其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按提成来算，很能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

　　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坐上书记的车，去城里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一条男式羊毛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

　　衣柜有了，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而我又尚年幼。因此，只能花一点工钱，去桥头雇个工人，帮忙把衣柜搬上回程的汽车。

　　桥头的工人可是真多啊，躺的躺，坐的坐，密密麻麻的。前头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便迅速起身围了过来。

　　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对着密集的小工打趣：“嘿，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力气可大呢，庄稼人，不偷懒儿！”

　　母亲迅速拨开人群，朝发声的位置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那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上厕所。

　　母亲没有叫他，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消失。然后她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拉着我飞也似的离开了。我气喘吁吁地抬头，看到母亲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了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

　　父亲出事的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说：“不好啦，不好啦，虎子他爹出事了!”

　　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事的。楼梯上的水结了冰，太滑，父亲一时没有站稳，摔了下去。那张一百多斤重的八仙桌，便毫不留情地砸在了他身上。

　　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了发际。

　　亲朋散去之后，我和母亲默默地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我的发卡呢?我的发卡呢?”

　　当夜，母亲硬拉着我，在漫天的大雪中，寻找父亲送她的那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

　　大雪呼啸着席卷了山野。我和母亲趴跪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而去。

　　母亲的发卡真的丢了。父亲下葬时，她不曾哭泣，如今却在惨白的雪夜里，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息。

　　当雪花再度悄然覆盖了村庄时，我已不觉寒冷。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一定有一枚温热的发卡，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守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