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655年)，宫中发生了一桩丑闻。有个叫杨誉的好色之徒，行动放浪形骸，居然在皇宫禁地追逐、撩拨宫女。

　　这件“逐婢”丑闻事涉皇亲国戚(杨誉的女儿是唐太宗第六子的妃子)，所以影响极端恶劣。音讯一传开，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都官郎中薛仁方闻讯后，将杨誉拘留起来查问，预备依法处置。

　　唐太宗也犯模糊此案没有来得及判决，担任皇帝侍卫警卫的杨誉之子却出来发难了。他不光不为杨誉所为感到廉耻，反而为其大诉委屈，向唐太宗告状说：“由于我爸爸是皇家亲属，薛仁刚才故意节外生枝，把他老人家拘留起来，又迟迟不做决断，这是在拖延时间，有意刁难皇上啊。”

　　跟皇家过不去，这还了得?唐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薛仁方不可容也!”当即下旨打他一百杖，解除公职。

　　对唐太宗要惩办薛仁方的做法，魏征真实看不过去，进言说：“城墙下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尽管都是细小的动物，只因它们凭借巢穴做保护，除去它们姑且不易，更何况那些世家贵戚，自古以来就难于管理，致使东汉、西晋以来外戚擅权，发展到朝廷不能驾御的严峻境地……”

　　魏征的话无疑给唐太宗敲了一记警钟：皇帝要管好身边人，以防他们像“城狐社鼠”那样变成朝廷的祸患。接下来，魏征据法力辩，说薛仁方既然是实行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履行法纪，怎样可以因此对他滥施惩罚，滋长外戚的私欲呢?皇帝这么放纵皇亲，此例一开，就会招来各种事端，将来后悔莫及，要改动也就困难了……

　　唐太宗听了这些话，心里有所牵动，决议赦宥薛仁方。可是，薛仁方拘禁皇亲未及时上奏，也是擅权作势，虽不宜治以重罪，也应稍加惩办。所以，他命人打了薛仁方20大棍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