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的年代，市井的人们囤积的是金银细软，书籍遭受劫难。而那些孤本善本，是民族文化的遗存。

　　抗战开始，上海文化人郑振铎眼见许多珍贵的图书毁于兵燹，或落入敌手，心急如焚。

　　而与此同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显露出来——一些藏书家从前不愿意出售的图书，此时，因为生计，亦将自己的所藏抛售市场。郑振铎见此机会，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呼吁抢救图书，他把救书当作一场战争。

　　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他采纳了郑振铎的意见，拨出专款200余万元，专门用来收购流散出来的孤本善本。

　　郑振铎开始了在战火中救书。为此他记下了一本《求书日录》。《求书日录》里记了这样一件事，清初藏书家钱遵王《也是园书目》开列了失传的元明杂剧，郑振铎对此心仪不已，他深信没有失传尚在人间。果然，战火一开，即现身苏州地摊30余册，郑振铎动身前往苏州，30余册孤本已被书商孙某所购，听说政府专款购书，于是，奇货可居，标出一万元的高价，且必须在十几天内交割。后经软磨硬泡，价格降到9000元，9000元在当时来说仍是个大数目。可是，郑振铎认为，它的文化历史价值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时间急迫，尽管郑振铎多封电报催促，教育部的专款仍杳无音信。郑振铎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硬着头皮四处借钱。等钱凑够了，郑振铎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已送到了当铺。

　　买下这套元明杂剧孤本的那天，郑振铎百感交集，就像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这些朝思暮想的泛黄的书页，感觉自己赢得了一场战争。后来，经他整理遴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后，他竟然收到了教育部寄来的汇款。这笔钱，其实早已汇出，只是由于战乱，在邮路上耽误了近半年才到他手中。郑振铎事后很感慨：这个民族是无法打垮的，因为它没有因为战争而遗忘了文化。

　　据说，郑振铎在上海“救书”四年，犹如特工潜伏。他每天都像在搞地下工作，坐车突然在中途下车，服饰打扮也不断变换，居无定所，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婚丧喜宴……他为此说过一句话：“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 攻坚陷阵……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则亦无悔!”

　　当时，在他看来，爱书，就是爱国;救书，就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籍正是文化的载体。

　　郑振铎先生在战火中救书的逸事，可为近代书坛之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