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上镜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她后来嫁给了他并成为他已经有的5个孩子的母亲。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当时多少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这之后12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够看到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昼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苦痛？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而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戗。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过来？我问她：“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

　　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