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我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成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儿紧张，害怕因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父母爱的名人故事2：一个靠捡垃圾把儿子养大成明星的母亲（孙红雷）

　　小学四年级时，孙红雷得知，家里要推迟两个小时吃晚饭，因为母亲下班后，要去捡破烂贴补家用。一天，母亲轻言细语地对他说："三郎，你放了学也和妈一起去捡好吗？""不，我要做作业。"他飞快地答道，不敢看母亲的眼睛。这以后，孙红雷开始变得孤僻、沉默。

　　有一天，孙红雷放学回来，走到二楼楼梯口时，看到母亲正背对着他站在走廊里。"请问，家里有人吗？"孙红雷听到母亲讷讷的声音，几秒钟后那家的门"嘎吱"开了，却很快又"哐当"一声关上了，伴随着没好气的一声："又来借钱？我们没有钱！"孙红雷鼻子一阵发酸……。

　　"走，妈，今天我陪您一起去捡破烂。"一个周末，13岁的孙红雷主动牵起了母亲的手，那天，母子俩直到天色发黑才回家。第一次随着母亲外出做事，孙红雷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为了捡一个漂在臭水沟里的塑料瓶子，母亲不惜脱了鞋走进发黑的脏水里；在一家书店前见到几张破牛皮纸，他刚捡起来就被老板呵斥："滚！叫花子。"

　　然而，母亲对此种种却习以为常，脸上始终保持着淡然的微笑。中午，当母子俩坐在河堤边的石头上休息时，母亲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橙子，剥开，反复挤压几下，然后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它把那些橙汁一点点细致地涂在脸上，看着儿子诧异的眼神，她一边涂一边笑道："橙汁可以美容呢。人家看不起我们不要紧，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要爱自己，要让自己快乐。""妈……。"

　　那一刻孙红雷震惊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无比敬佩。

　　1995年5月底，孙红雷揣着8000元和一部手机，来到北京报考中戏。700多人参加考试，孙红雷成了唯一的幸运儿。母亲杨淑英特地来到北京看望儿子。

　　同学们吵着要老人家请客，她高兴地答应了，将孩子们带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由于这些上中戏的孩子家境都比较好，满不在乎地点了不少菜，结果七个人一顿竟吃掉了八百多元。母亲临走时，孙红雷发现母亲居然没有买卧铺。

　　"这么远的路，您省这点钱干吗？"孙红雷急了。母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头说："三郎，实话给你说，妈没钱了。""我给……。"话一出口，孙红雷突然意识到，自己手上也只有几十元了，那8000元，吃住加上学杂费，也所剩无几。"对不起，妈。"孙红雷哽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