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先生撰写的《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是探讨文言文教学出路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钱先生指出：“目前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有‘言’而无‘文’。”“文言文首先是‘文’，而不是文言词句的任意堆砌。”[1]在基本上还是“工具说”一统天下的时期，钱先生的这番话，显然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的。可是，在时隔六年——“人文性”已作为语文课程的性质写进《标准》，“具有文学鉴赏能力”也已在语文《大纲》中成为一大教学目的，重视“文”已经是人们的共识——的今天，钱先生所谓的“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已经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真正需要人们加以警惕的似乎已不是“无文”的做法，倒是现实中存在的有“文”而无“言”的倾向。张雨仁先生曾以自己两次听课的经历，对文言教学中存在的“要么上成纯粹的古汉语课，要么上成文章分析课（且是架空分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有意思的是，所谓“纯粹的古汉语课”，是张先生1997年听的一堂课；而上成“文章分析课”的那一堂课，则是2000年12月份上的。[2]这两堂课刚好可以作为两个时期文言文教学的典型代表。对于“好端端的一篇文质兼美的作品，硬被肢解成教师讲解古汉语知识的一堆语言材料”（张雨仁）的做法，人们早已是弃之如敝屣，再不会有什么市场了。可是，对于张雨仁先生所批评的“文章分析课”，却极有可能在当前空前浓厚的人文氛围中为人们所认同甚至提倡因而大行其道。这种倾向，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份表格。这是人教社编审周正逵先生关于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所写的一个“编写说明”。虽然它不是针对于全国通行的人教版语文新教材的，不过，从内容来看，对后者也有着很强的适用性（按，周正逵先生同时也是全国通行新教材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