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客居京师无事，间从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出。阉人既卜葬开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而其内又必请于中朝之贵人，自公辅以上有名当世者为文，而刻石以记之。

　　出西直门过高粱之桥，西北行三里许，其地为宛平香山之畏吾村，有寺曰大慧。自远瞻之，高出松栝之表，其中堂有大佛，长五丈余，土人亦呼为“大佛寺”云，盖明正德中，司礼太监张雄之所建也。寺后积土成阜，累石为山，山阜之峻，下视平地殆数仞。其石皆自吴之震泽舟载而舆致焉。山石嵌空玲珑，登其石罅以望远，内见外，外不知有内。寺左建佑圣观，而于土阜高平之处建真武祠，大学士李东阳②为文，立石祠门之外。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此以存寺。寺之西，坟壤累累，而石人石兽，巍然夹待于前，大抵雄族亲之冢也。

　　夫使中朝之贵人为文，固若挟之以不得不作之势；而彼贵人者，亦逆俯首下气，承之以不敢不作之心。天下未有不相知而可以挟之使必然者，原其初，必自中朝之贵人与宦寺有相知之旧。夫以中朝之贵人而与宦寺有相知之旧，则彼其所以为贵人者，未必不出于宦寺之推引。其不出于宦寺之推引，自我得之而何畏乎？彼推引不出于宦寺而甚良宦寺，则是惟恐宦寺之能为祸福于我，此孔子之所谓患得而患失也。

　　为人臣而患得患失，则其归且将无所不至。且使患得而果可以得之，患失而果可以无失，吾亦安得而使其不患？乃患得患失矣而得失之权卒不可以操之自我我自得其为我而何必交欢于宦寺此余之三复碑文不能不为之长叹者也。（选自清代刘大櫆《海峰先生文集》）

　　【注】①浮屠：指僧人。②李东阳：明朝诗人，至吏吏部尚书。宦官刘谨专权时，李依附周旋。

　　译文：

　　我客居京城没事的时候，期间跟随友人在靠近京城之外的地方游玩，环京城的四周有许多佛寺，宏阔壮丽，奇伟。问了问，这里都是宦官的安葬之地。宦官选择葬地于此，竟然另外在葬地旁边建立了大寺，让僧人住在里面，作为他们葬地的守墓之人。然后又请中朝的贵人，一般是闻名于当世的朝中大臣替他们写碑文，然后刻在石碑上来记下这些文章。

　　从西直门经过高粱桥，往西北再走三里左右，那里是宛平香山的畏吾村，有一座寺庙叫大慧寺。从很远的地方看，高出桧树的树梢，它的中堂有座大佛，长五丈多，本地人也称呼它为“大佛寺”，是明武宗年间，司礼太监张雄建造的。寺庙后面土坡积成了小山，山石堆成了山，山又高又陡，从山上往下看平地大概有好几仞。那些石头都是从吴县的震泽用船运送到这里的。山石嵌空玲珑，登上石头的裂缝处而望远，看得见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大慧寺的左边建了佑圣观，土阜的高平之处建了真武祠，大学士李东阳写了碑文，并且立石碑在真武祠的外面。当时，皇帝明世宗崇尚道术，宦官害怕他们的寺庙一旦被破坏成为道院。所以在佛寺之中立了道家的神祠，而借此来保存他们的寺庙。大慧寺的西面，有许多坟墓，高大雄伟，石人石兽侍立在坟前，大都是司礼太监张雄家族亲人的坟墓。

　　那些让中朝贵人写碑文，本来像挟持他们不得不写的形势；而那些个贵人，也是俯首低声下气，接受这样的事实又不敢不写。天下没有不了解他却可以要挟他让他一定这样做的情形，追究它的本源，必定是出于朝中的贵人和宦寺有故交。那些中朝贵人因为与宦寺有旧交，那么那些之所以成为贵人的原因，未必不是出于宦寺的推举。假如他们的地位不是出于宦寺的推举，而是属于自己得来的，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而那些不是出于宦寺的推举却又与宦寺非常交好，却是担心宦寺转嫁祸福于他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患得患失吧。

　　作为人臣却患得患失，那么他们的归宿将是没有什么不去做。再说假使忧虑得到却果真得到了，忧虑失去却果真没有失去，我也安心我所得到的却让他们不忧虑？于是患得患失，而得失的衡量，最终又不可以靠自我来操纵；我自己能够自得其乐，又何必与那些宦寺亲近呢？这就是我多次再读碑文，不能不为之长叹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