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原文以及译文

　　原文

　　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臣胡铨，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斯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敌可议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

　　译文

　　绍兴八年十一月，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子胡铨，斋戒沐浴，恭敬地写下这篇奏疏，冒着死罪献于皇帝陛下。

　　我恭谨地考察过：王伦本来是一个行为轻薄奸邪的小人，街市上的狡诈之徒，前不久因宰相秦桧没有眼力，竟推举他出使金国。他专事奸诈虚妄，欺骗皇上，突然得居高官，天下人无不痛恨唾骂他。他无缘无故地引来金国使臣，以“江南诏谕使”的名义同我朝谈判，这是想把我大宋当作臣妾，想把我大宋看作刘豫啊！刘豫像臣妾一样侍奉金人，面朝南做上了儿皇帝，他自认为这是子孙称帝而万代不会改变的事业，金人一旦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做了俘虏。先例可鉴，记忆犹新，而王伦又想要皇上效法刘豫。天下是祖宗创立的天下，皇上所居的帝位是祖宗传下的帝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人附属国儿皇帝的地位呢！皇上一投降，那末宗庙社稷的神灵都将被金人所玷污，祖宗养育了几百年的人民都要衣襟向左改变风俗了！朝廷执政大臣都将降为陪臣，全国的士大夫都要废弃汉族的礼服，换上金人的服装。到时金人的贪欲无法满足，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用无礼的态度强加到我们头上呢！三尺儿童是最不懂事的`，如果指着狗猪要他跪拜，那他也会怫然大怒；金人就是狗猪，堂堂宋国，一个接一个地拜倒在狗猪脚下，就是小孩子都感到羞耻，难道皇上忍心这样做吗？

　　王伦的意见竟说：“宋朝只要向金人投降，那末徽宗的灵柩便可归还，太后便可回国，钦宗便可归返，中原便可收复。”唉！自从汴京沦陷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拿这种话来引诱皇上呢？但是终究没有一桩应验的，金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皇上还不醒悟过来，耗尽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顾惜，忘了国家大仇却不思报复，含垢忍辱，拿天下来臣事金人却心甘情愿。即使金人一定可以讲和，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后人又将会把皇上说成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何况金人狡诈多端，而且王伦又用奸诈的手段帮助他们，那么徽宗的灵柩决不可能归还，太后决不可能回国，钦宗决不可能归返，中原决不可能收复。然而膝盖一弯曲便不能再伸直了，国势一衰微便不能再振作了，真叫人为此痛哭流涕长叹不已啊！

　　过去皇上辗转避难在海道上，危险得像垒起来的蛋一样，那个时候尚且不愿面向北方对敌称臣，何况国家形势逐渐好转，将领们竭尽锐气杀敌，士兵们渴望奋起抗战。就比如前不久金人势力到处侵扰，刘豫配合金人入侵，我军就在襄阳、淮水、涡口、淮阴等地击败过他们。比起流离在海上那样的危险境遇，当然已经好了万倍。假使不得已而非用兵不可，我们难道就一定会败在金人之下吗？现在无缘无故地反而臣服于金人，要委屈皇帝的尊严，向金人俯首跪拜，三军将士不等作战士气就已经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舍不得那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顾惜那天下大势不容许这样做。朝廷内大小官员，朝廷外军队和百姓，异口同声，都想吃王伦的肉。内外议论纷纷，皇上却不闻不问，我真担心一旦事变发生，祸害将不可预料。我私下认为不杀掉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想象。

　　纵然如此，王伦不值一说，而秦桧凭着朝廷心腹大臣的身份也做出这样的事。皇上有唐尧、虞舜的才资，秦桧不能使皇上成为唐尧、虞舜一样的国君，却想诱导皇上做石敬塘那样的儿皇帝。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人所说的道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大声责备他们说：“你知道古人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不听别人的劝告，从这件事上就自然可以看清楚。至于他提出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讨论可否议和，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而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来分担舆论的指责。有见识的人士，都以为朝廷没有人才。唉！真痛惜啊！孔子说：“倘若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衣衽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齐桓公的助手罢了，还能改变衣衽向左的地区，协助主持会盟各国诸侯。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百姓放弃文明风俗，成为衣衽向左的地区。那末秦桧不仅是皇上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意见，于是做到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如饥似渴，孙近却在中书省吃白饭，议事时完全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秦桧说对敌国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经到过政事堂，多次提出质问而孙近却不回答，只是说：“已经命令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讨论了。”唉！参预决定国家大事却只求讨人喜欢，空占官位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抗拒敌人抵御外侮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应该斩首。

　　我充当枢密院一名属员，誓不与秦桧等同活在一个天底下。我的小小心愿，就是希望将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竹竿上到藁街上去示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违背礼义，再从容地派出讨伐金国的军队，那末三军将土不待作战就已勇气倍增。不这样的话，我只有跳入东海一死罢了，岂能留在小朝廷苟且偷生吗？小臣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尊严，甘心等待着处罚，不胜惶恐之至。

　　赏析

　　这份奏疏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感情充沛，态度决绝。作者引用鲁仲连典故，声称“赴东海而死”也不愿苟且投降，忧愤之情臻于顶点，文章却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奏疏问世后，立刻震惊朝野，正直之士纷纷传抄刻印，争相传诵，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而秦桧等人则惊恐万状，“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金人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宋有人”，“中国不可轻”。

　　《戊午上高宗封事》点燃了南宋人抗金雪耻的希望，重塑了快意恩仇的无畏精神，使得群情振奋，极受鼓舞。古代中国自视天国，接受异邦叩拜，其时却要折节屈膝以跪拜蛮夷之辈，这让有气节的士大夫全然不可接受。因为屈膝跪拜，暗示华夏礼仪文化最高——朝拜皇帝的礼仪，受到了“亵渎”，意味着“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崩溃。非常遗憾的是，胡铨的奏疏虽然鼓舞人心，却更改不了南宋皇帝的想法。1141年（绍兴十一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朝割地称臣，捐金纳帛。不知此时的胡铨，又是何种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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