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往还，本是人类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常见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昌达，书信往来逐渐退出人们交际网络，而代之以短信、微信。这种网络信息传递方式，以其快捷、简便的特点为大家所普遍使用；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而使信息传递缺少了等待信息到来的急切与期盼，缺少了书写时的认真与诚挚。因此，我还时常怀念书信时代。

　　上古并无书信，实物信是书信的前身，往还全靠人的传递，口说无凭，便以实物为证，甚至附加几颗红豆，以示相思。后来仓颉造书，人类有了文字，便有了书面的信息，信由此而生。造纸术发明之前，书信大多写在绢帛或竹简之上，被称为“尺素书”“尺牍”“尺牒”“锦书”。“信”从身从言，《说文解字》云：“人言为信。”“信”字便有了信息、诚信之意，书信便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还有了真诚情感的传达，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书信往来极为困难，若有战乱阻隔，更是“家书抵万金”，因而古人对于书信极为重视，信函的制作也极为浪漫。最初，书信隽写在丝帛之上，被称为尺素，再以双鱼形的“函”（装信的匣子）封存，以“缄”（丝绳）捆束，再盖以封泥。因此，书信也被称为“鱼书”。一封鱼书，字字珠玑，情真意切；因此才有了乐府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白居易的“白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傍乡村”；岑参的“相思难见面，时展尺书看”；王昌龄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诗句；也有了鱼雁传书的浪漫故事。

　　中国人重视书信，不仅表现在外在形式上，对文字的运用也极为考究。仅书信的提称语就非常丰富。对年高德劭者有“垂鉴”“赐鉴”“钧鉴”，对身居高位、有功勋业绩者用“勋鉴”，朋友往来用“雅鉴”，夫妻书信往还用“爱鉴”，闺蜜之间用“芳鉴”。这些用于比后来的书信称谓简化为“同志”要丰富有趣得多，也比现在盛行的“亲”要庄重雅致得多。

　　书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书信的精品可以称之为艺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便是其中翘楚。这些书信精品言辞之肯綮，情谊之真切，令人回味无穷；使人虽远在天涯，确如近在咫尺。

　　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渐渐忽视了书信的存在，书信给人带来的真挚情愫以及艺术享受渐渐地消失。短信、微信、视频聊天的盛行，在使人天涯咫尺的同时，也使人与人的交往在逐渐疏远，使人的内心在渐渐的冷漠。信息群发、上网搜素网络写手的段子，使人的交流失去了真诚，产生咫尺天涯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