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从历史终极意义的角度来定性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探索史、抗争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攫取，孙中山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华民国仅挂了一个“空招牌”。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资产阶级革命派交出政权后，企图依靠一纸约法以实现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的轨道。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幻想。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等倡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未实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后，很快将孙中山等倡导的民主共和制度一步步破坏殆尽。从1912年3月第一届责任内阁组建到1914年12月袁世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前后两年零九个月，孙中山等奋斗十几载的革命成果很快付之东流。被孙中山视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两块“挡箭牌”——国会和责任内阁，在袁面前很快失去了效力。解散内阁他可以不通过国会;为了阻止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内阁他可以行暗杀的卑鄙之举;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可以改变《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法定程序而逼选总统;为了便于专制独裁他干脆解散国会，后来甚至利令智昏地当皇帝。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只挂了一个“空招牌”。“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春天”的主要原因是“一战”期间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随着一战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民族工业发展中的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