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开始的那一年，我七八岁，正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年龄。一天午饭后，村里的几个小伙伴跑到家里来，叫我去地窑里看叫化子。他们说，地窑里有一大堆叫化子。于是，我们几个便奔跑着去地窑那里。地窑在村子东边的一大片地里。其实，地窑是周代人的墓室——我们那里是周王朝的肇基之地。顺着一道长长地土坡（墓道）走下去，有三孔土窑。窑洞没有砌墙，算是畅窑。我们几个去的时候，窑洞外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大人和小孩。我们挤进去一看，窑洞里的麦草铺上坐着几十个叫化子，大都是女人和小孩。这些要饭吃的叫化子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迟钝，有两个怀里抱着娃娃的年轻女人紧靠窑壁而坐，脸色蜡黄，眼帘下垂，双眼半睁不睁的，怀里的娃娃嘴里叼着干瘪的奶头。不一会儿，村里的几个婆婆、婶婶们或者端着半碗饭，或都拿着一块馍，来到了地窑。她们把手中的吃食递给了奶娃娃的女人和几个年龄和我们相仿的女孩儿。

　　我们从大人们口中得知，这些叫化子来自和我们相邻的甘肃的甘谷、定西、庄浪、平凉。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甘肃省是重灾区，我们关中西府的农民虽然也饿肚子，但很少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我们村里的农民每天去公共食堂里打两顿饭——有几两粮食吃，不至于丢掉性命。

　　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说，甘肃的叫化子是蜂涌而至——我们每天吃饭时都有叫化子一拨一拨走进院门，又走出去。村里人已施舍不起，又受不了怜悯之心的煎熬——凡是进门来的叫化子，多多少少要给一点，宁肯自己少吃一口。有些好心人开始撺掇没儿没女或者没有媳妇的人收养叫化子。我有几个小伙伴就是在那几年收养的叫化子。我们长大成人后，一起进山割柴，一起去外县修水库，一起在生产队挣工分。我的少年朋友给我说，他的大（父亲）和娘饿死之后，他跟着村里活着的人要饭吃到了关中，他说，他是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同出来要饭的，弟弟和妹妹走着走着，扑倒在地，就没有再起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们村饿死了多少人，他只看见，村子里的街道上或者村外的沟壕里趴着饿死的人，苍蝇绕着尸体乱飞。我的这个大我两岁的朋友一旦说起这件事就放声而哭了。

　　1979年，我在我们村当上了干部，翻开大队里户口本，我才知道，“三年困难”时间，有十几个甘肃叫化子女人给我们村的光棍汉当了婆娘。这些女人中，有拖儿带女的中年女人，也有年龄正好的大姑娘。那些有家室的女人都说，她们的老人和丈夫饿死了。我们村里的那些光棍汉当然相信这话是真的——不然，他们不会把人家的女人领回去做婆娘的。不论这些女人们是心甘情愿还是委屈求生，对于她们来说，活着才是硬道理——尽管，这些男人年长他们十几岁或几十岁，和这些男人在一起，不至于被饿死，这是明摆的事情。

　　“三年困难”过去之后，有甘肃的男人寻到我们村，寻找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我们村，也有几个女人认了他们的丈夫，但是，他们没有跟随丈夫再回甘肃去。回去或者不回去，对女人们来说，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一个是自己的结发丈夫，一是个在饥饿的日子收留了自己的男人，况且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无论割舍谁，都不忍心。

　　最伤感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1964年的暮春时节，一个三十出头的甘肃男人来到了我们村。他是来找自己的媳妇的。她的媳妇已给我们冯姓的一个长辈做了女人。那甘肃男人说，他和女人结婚还不到一年，没有孩子。1961年，他们一同到陕西来要饭吃，走失了。在我的记忆里，女人当时有二十五六岁，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很好看的。这女人大概比我的那个长辈要小二十岁左右。女人的丈夫在我们这个长辈家里住了七八天。村里的长辈和村干部每天都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调解这件事——村里人希望这女人留下来，她已经怀上了我的长辈的孩子，挺起来的肚子很显眼。可是，几天以后，我的这个长辈发了话：叫女人和她的丈夫走。

　　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在一个太阳很温顺天很蓝的午后。我的那个长辈把女人和她的丈夫送上了街道。一出院门，女人就开始涰泣，一只手不停地抹眼泪。街道上围了好多人。女人走到街道中间，突然，她拧过身，双膝跪在街道上了，直直地跪着，泪眼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长辈。我那长辈正愣怔着，她抱住我那长辈的腿，放声大哭，哭声绵长细软，惹得我的几个婶婶哽咽抽泣。女人边哭边说，不，不，不。我的那个长辈泪水潸然而下。他弯腰去扶女人。女人依旧死跪不动。我的两个婶婶硬是将女人搀扶起来了。女人的丈夫走过来，拉住她的手，向前拉，一句话也不说。女人脚步踉跄地走出了街道，走到了村口的那棵有千年之久的白皮松下。她那乌黑的头发披散了，双脚迟钝而沉重的迈动，双肩一抖一抖的……这个镜头，在我的心中装了好多年。

　　那女人再也没有回我们村。后来，我的那个长辈去世了。村里人说，他临死前，还惦念着那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许多年后，我想到的不只是在“三年困难”时间饿死了多少人，我想的更多的是，这灾难，给活着的人心灵上留下了多深刻的创伤。这创伤是不能用数字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