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窍，对小孩儿来说，是个大事。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儿，很典型。

　　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在北平的时候，我在西城区阜成门福绥境小学读书。三年级刚开学，妈妈便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北平，开始逃亡，目的地是重庆，那是1943 年的9 月。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我们才到了重庆北碚，和父亲老舍团聚。父亲刚割完盲肠，身体没有恢复过来，直不起腰来，便委托同住的两位姓萧的朋友，一位叫萧伯青，一位叫萧亦五，到小学去替我们联系入读的事。我插班三年级，妹妹一年级。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我们学生会自己制定一些规矩，上课不准迟到，每天轮流打扫教室，定期实行大扫除，等等。对违规者要实行惩罚。有一次，我自己违了规，倒了霉。北碚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自然博物馆，尤以生物学科的标本丰富多彩而著称。

　　里面有一位科学家，叫施白南，是鱼类科学家。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是妈妈的老同学。他当时因是单身，常来我家走动，很爱孩子。有一天，他盛情邀请我们几个孩子去他家做客，说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还要给我们看他的各种标本。这一吃一看，就费了工夫，中午返校时便迟到了。按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迟到要罚跪。没办法，下了课，跪在黑板前示众，时间不长，三五分钟而已，丢了大脸，这叫自食其果吧，害得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跑来“参观”。

　　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的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几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工夫。

　　有一次，重庆开了一次大型纪念集会，为老舍先生庆贺45 岁生日和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20 周年。他由重庆抱回一个大的纪念册，上面全是他的作家朋友和画家朋友为他作的题词和绘画。他一时兴起，突然当众让我也在上面画一页小鸡，让一个8 岁的小孩儿和那些大作家大画家并列，这是我和母亲以及全体在座的客人都始料不及的，都大感惊讶。

　　同样的，父亲教过我集邮，教过我打麻将，是数番的那种，很复杂，动脑筋做牌，只玩不赌。他常带我上那种老百姓的茶馆，一坐一下午。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丰子恺先生来到北碚，父亲带我去看他，是在一间山坡上特别黑的房间里。夏天晚上父亲乘凉时，给我们全家讲过美国小说，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晚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

　　就这样，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渐渐开了窍。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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