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放学回来,奶奶不在家,只好坐在台阶上等奶奶,一会儿,从楼下传来武大妈的脚步声,我忙站起来,对武大妈有礼貌地说:“武大妈好!”,武大妈好像有什么心事,只是顺口说了一声:“甜甜好!”
我听了又坐在台阶上,武大妈发现了,关切地问我:“甜甜,怎么不进门呢?”我听了心里的委屈全涌了出来,都快哭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对武大妈说:“奶奶还没有回来,进不去。”“奶奶没回来,你就到我家去吧!你要是饿了,让我给你做饭吃,在我家别客气,当自己家一样,就行了!”武大妈笑眯眯地说。我高兴地进去了。奶奶回来,我的作业都做完了。奶奶对武大妈感激不尽,当奶奶再三给武大妈道谢时,武大妈只是微微一笑。
还有一次,我在学骑自行车,一时高兴摔倒了。小腿摔伤了。我号啕大哭,武大妈听见了我的哭声,忙跑过来,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把我扶上楼。她把我的伤口清洗干净,用纱布包上。今天,我的伤口还在,我一看风它,就想到了武大妈。
至今,我家已经搬迁了,可有时我还时常去看一看——武大妈。
最近我家对面新搬来了一家人,但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是很好,后来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事让我对他们刮目相待。
他们的举动在常人看来很奇怪。穿的衣衫褴褛,还在新装潢好的门口堆满了塑料瓶子,甚至有时还会放在我家门口,让我上下学都十分的不方便,由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憎恨。有一天放学后我特意询问了妈妈他们之前是干什么的,妈妈却回答我说: 他们也是可怜人,儿子特意买的房子他们为了替儿子攒钱就天天捡瓶子。 听完这番话后我对他们的憎恨淡了一些,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对他们不得不佩服。记得几天前我家门口的路灯退休了,不得不让我摸黑回家,但这样的情况没持续了多久,就在星期五的时候我回来的比较早,我看着他们拿着以前老式的木头梯子站在灯泡底下一个劲的拧灯泡,这让我看着十分的感动,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维修灯泡,他们却说: 你回家的路黑又没有灯泡,一个小女孩不放心,现在好了,有了灯泡会保险一些。 听了这番话我感觉我的信火辣辣的疼,之前我还那么的瞧不起他们,不过就在这个星期五以后,我已经真正的把他们当做邻居来对待了。
我的邻居,希望我们能和睦的相处,你们用行动征服了我对你们的看法。
我家有两位邻居,一位姓张,是位退休铁路工人,另一位则是姓李,庄稼汉──老农民一个。
张爷爷,老古板,你可别误会我是不尊重他,他确实是这样,整天拉长着一张脸,紧锁双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平常总习惯于左手托杯底,右手掌心盖在杯盖上,有时两指间还会夹着一只烟,双脚迈八字步,慢腾腾地踱着。串门,在别人家只是小坐一会儿,话不多,唯恐别人说出什么。
李爷爷呢,那可就不同了,天生是个老顽童,整天眉色飞舞,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急匆匆地,有时还会配上小曲。他好像从来不知什么是烦恼。
他有许多小朋友,一到星期日或放假,他的家里就热闹了,爷爷长的爷爷短的叫开了,又是让他讲故事,又是让他做风筝,又是让他……瞧,这下可又要把爷爷忙坏了。而他却总是乐呵呵地说:“好──好──”
张爷爷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人。尽管他每月有近七百元的退休金,可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媳妇对他不孝顺。对他好了,又认为是冲着他的钱,甚至孙子叫爷爷,他都会认为是骗吃才叫。记得,一次为了一丁点事,媳妇带了一点米粉给娘家他和媳妇就吵翻了。即使过年一家团圆时,儿媳亲热叫“爸”,可张大爷却古板着脸不吱声。
李爷爷,整天抱着个小孙女东家串西家走乐滋滋的,一家和和睦睦,儿媳孝敬公爹,公爹支持儿媳。儿媳要办养鸡场,李爷爷掏出了棺材本。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来我家串门。“老李,你真好,儿媳那么能干,还很孝顺。唉!”“老张,你知足吧!一个月拿那么多钱,够享受了。我呢?穷一辈子,唉!”
这就是我家的两位邻居,他俩多有意思。
提起邻居,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首先会想到一个电影演员之家—王晓棠和言小朋。他们有过一个孩子,叫小群,他像一棵娇嫩的小树,被动乱年代的暴风雨折断了,只留下一幅看上去还有些幼稚的油画遗作《早秋》挂在墙上。上面是三朵聋拉着VIT袋的向日葵,无精打采地站在雨地里。王阿姨和言伯伯都很喜欢孩子,尤其喜欢我。因为我个子高,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大个子”。没想到,“大个子”竟然给他们添了个麻烦。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他们家门口站着两个穿戴整齐的陌生人,样子很着急。我走上去问:“叔叔,您找谁呀?”他们说出了王阿姨的名字。“有急事吗?”我又问。其中一个叔叔回答我:“嗯。我们还要赶火车。”大概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我就住在对面,胸前的红领巾也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另一个叔叔望着我说:“小朋友,叔叔托你办件事。”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大信封,“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王晓棠同志。”我接在手里说:“放心吧,叔叔。”两位叔叔千叮叶万嘱咐一阵儿。就急匆匆地走了。
不一会儿,王阿姨和言伯伯一道进了家。我赶紧过去送信。
王阿姨打开信封,里面是好多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王阿姨也很吃惊,秀眉下明亮深沉的眼睛睁大了。“他们去哪儿啦?”她问我。“火车站。”我话音刚落,王阿姨已经“咚咚咚”地下楼了。听着王阿姨急促的脚步声,我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不知惹了什么祸。言伯伯笑着对我说:“大个子,这不怪你。不该收的钱,王阿姨一分也不要。”我的心情平静下来,脑海里却升起了问号:有人说现在是金钱万能的时代,什么叫不该收的钱呀?我想到了那些拼命捞钱的“大演员”们。言伯伯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比如说吧,动乱时期,我们在林场下放,停发了工资。落实政策时,林场的会计多算了一年。八一厂就多补了960多元。王阿姨自己跑回林场,核对清楚,把钱退给了厂里。”言伯伯还给我讲了许多王阿姨不计较个人报酬的故事。累计起来,王阿姨拒收的钱竟有上万元呢。
我听得正人迷,王阿姨回来了。“还好,我在汽车站赶上他们了。”她汗流满面,却挂着轻松的微笑,“钱退掉了!”我内疚地说:“王阿姨,我……”王阿姨拍拍我的头说:“阿姨不怪你,这要怪他们。我只在舞台上念了一首自己写的小诗,就给这么多钱,这算哪回事呀!”我一听王阿姨朗诵诗,顿时来了情绪,恳求说:
“王阿姨,我想听您朗诵诗。”王阿姨微笑着说:“好,阿姨给你朗诵一段。”房间里响起她动听的嗓音:
有人说,演员的最高标准是创造夺目的形象。
不,我的最高标准是终生报答人民的哺育。
有人说,演员的最大幸福是获得鲜花和金奖,不,我的最大幸福是和人民相思难忘。
这声音像一个个充满激情的音符,汇成了一曲迷人的歌,在房间里久久地荡漾着。我突然觉得,那幅油画上的三朵小葵花,也好像随着歌声坚强地抬起头来,向着阳光神奇地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