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失意文人，是因为儒家根植中华文明以来，始终传承着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文人的使命，在兼济天下的文化内核的浸淫之下，十年磨一剑的文人每每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了与政治强权的碰撞，雅正文化与官宦文化的纠缠冲突，刺激着他们发生思想蜕变，并日益丰满。而个人价值观基本由社会价值观所取代，稀释。在人生的风雨中，命运之树一次次修饰着他们的生命底色。鹬蚌怀珠，于是，一曲曲璀璨的文学乐章在文化长河中奏响，一个个标签式的文化形象划过历史天空，在锻造经典的同时，也夯实了东方文明的性格基因。

　　文人的失意，或因社会变迁，或因政治格局；之所以失意，因其个人遭遇、时代环境、心理消化而各具其质。从其思想性格的最终诉求来看，大致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一、决绝式反抗。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屈原。从“久居芝兰之室”的满腔政治抱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执着、忍辱负重，再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彻底绝望，屈原的心路历程无疑是痛苦的、备受煎熬的，他希望个人的政治胸怀在社会变革中得以释放，但当时的政治文化残酷的拒绝了他。不仅如此，还肆意侮辱着他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最终，他自己走不出自己，走不出他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崩塌的事实。他不能背叛哪怕妥协一下他的文化使命，就注定了他必须与政治现实做个了结。于是，他选择了他认为最高尚最纯粹的方式与流氓文化彻底搏斗，以决绝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宣告他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无比忠诚。

　　这种最激烈的文化行为直抵人的神经，也直接树起了文化的脊梁。不管是以死明志，还是宁死不折，后世从屈原身上看到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格意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气盈满乾坤。“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等对统治集团持坚决不合作态度，拒绝为朝廷服务，甚至牺牲生命亦不易其志。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流氓势力可以消灭他们的肉体，但消灭不了他们的精神。

　　二、隐逸式决裂。自老庄始，无为与自然已经潜伏下与浊世划清界限的因子。真正将这种文化的潜藏激发出来，需要时势。陶渊明就是在暗夜时代裂帛一声与魉魅官场说再见的，确切的说，他为自己，为如他的后世文人赚取了生命的尊严与生机，是他冲破了所谓文人使命的藩篱，找回了他自己。他在广袤的山林，在静谧的田园大口大口的呼吸清新的空气，即便箪瓢屡空，他只感到自由、舒畅，还有什么比“复得返自然”更重要呢，“但使愿无违”。于是，形为神役，精神的安逸超脱于肉体的磨难，隐逸成了清高的代名词，甚至成了避开权力争杀的避风港。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在林风竹雨中真正体会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已从对尘俗的被动抛弃升华为对大自然的主动投入，乐在其中。是的，原来自己苦心孤诣要以文报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是“误入尘网中”，他以归隐山林的方式与现实决裂，并真正实现了生命的丰盈。至此，失意文人从他那里找到了不必像屈原那样自我毁灭仍能洁身自好的救赎方式。一代隐宗打开了失意文人独善其身的生命通道，成了危机四伏的官场照亮人生的明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化价值失去指向标的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数文人归隐山林、归隐田园，隐逸之风竟然成为文人墨客的一致选择。

　　若然心有不甘，即便才高八斗者如谢灵运也难得善终。时至唐代，王维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暮鼓晨钟里竟然修身悟道，成为诗佛，这又将隐逸文化纳入炼禅的境界了。不能不说，隐逸成了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至于欧阳修一再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就多少有些借隐逸之乐排遣内心的阿Q主义了。因为他的骨子里，是不愿意与山林为伍的。

　　三、包容式修炼。实际上历史上这类文人是很少见的。在入世中出世，需要顿悟，需要融通儒道释。用现代语来说，就是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无常的人生。这其实是将济世之心熔铸于造化与苍生了，这种人的存在只会让所到之处焕发生机与光彩，充满意理与情趣。苏东坡无疑是此中第一人。且不说，苏堤情味，“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也不说庐山禅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何等洒脱、旷达。权谋的皮鞭在他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之前软化成灰。无奈乎？超脱乎？抑或是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就改变自己吧。总之，这不是妥协。但看千斤压顶，却被苏轼弹指一挥间，销于无形，即知苏轼是藐视官场伎俩的。纵然政治理想在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难以周全，但是人生毕竟可以有所为的。于是，他在岭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仿佛在夷越之地、氤氲之所也能得大自在。及至流放海南，天涯海角，蛮荒至极，他仍兴致勃勃，开办学馆，成为海南历史上文化垦荒第一人，并前无古人地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功乎？普天之下，无人能出其右。一个对人世怀有无尚大爱的人方能于生之困厄中搭建起人生与趣味的桥梁。自苏子以下，来者无追。

　　四、批判式审思。且不说劝谏当权者的文人，如贾谊、苏洵之流。单以失意于朝廷者论，此类文人往往在触了霉头之后，能洞察社会弊端，跳出统治集团的苑囿，及时反省，无情批判，以如椽巨笔书写他们对天下苍生的深挚同情与眷顾。柳宗元敢说“苛政猛于虎”，不啻给当道者棒喝。白居易敢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将人吃人的社会揭露无遗。他们在政治生涯的挫败中既没有捶胸顿足，也没有远遁山林，也许他们不够彻底，但至少他们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柳宗元有魄力发见“永州之野产异蛇”，也善于发见《永州八记》“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野趣。白居易能尖锐嘲讽“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奢靡荒淫，也能释怀于“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生活兴致。或者说，对黑暗的恨源自对美好的爱，只不过被政治玩弄后，他们学会审思了，挫败给了他们慧眼，经历了仕途劫难的他们，格外看重他们的笔触揭开社会现实的疮疤，捅破光鲜背后的丑陋。待到关汉卿发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权者，并勇敢发出怀疑统治者的权威，要将之拉下神坛的怒吼，这不能不说已带着革命者的思想了。

　　五、励志式执着。孔子可谓励志教育第一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放弃是他的信条，他是懂得运用头脑风暴的，我不打到你，但我要改变你。如何改变，就是换脑，转换意识形态，而不是对肉体或政治的摧毁。说到底，孔子追求的是改良主义。统治者不用担心孔子会反他，相反，他的忠君让统治者觉得烦，觉得孔子总要指导他们怎么做皇帝，怎么为官。而且，孔子一干人等竟然百折不移其志，虽然屡次碰壁，竟还不断鼓励自己要“为之”。这种以改良而非改变为前提的思想终究在当时是敌不过纵横家与法家的，但是“为之”的执着信念却遗传后世，除秦始皇外的历代君主尚不至于对呶呶不休要维护君主制的儒家赶尽杀绝。范仲淹被贬离京都仍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老的不行了，还说“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辛弃疾退隐九江那么久，一听说要攻打金兵，马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像极了今天的歌，给点阳光就灿烂。可惜，政治阳光极少照到他们。于是，他们往往在失落中与他们难以泯灭的忠贞之心湮埋于历史的废墟。

　　六、自闭式沉溺。从个人情感痛苦的持久性来说，这类文人是以一种近于病态的方式苟于人世，其不能自拔决定了他们的自我调整与反应极为迟缓，往往在社会风浪中成为殉葬品，也最易博得同情。南唐后主李煜，奢华已逝，却难以释怀，软禁之身却偏要与宋太祖过不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总是活在过去的美好记忆里，寂寞与愁苦述说着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于是，一杯毒酒，送了卿卿性命。他们往往有着痛彻心扉的凄惨经历，一旦心思纠结，难以摆脱，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死神的召唤了。历史上，郁郁而终者数不胜数，这类悲情文人往往是单纯乃至幼稚的，他们的才华基本消耗在对朝廷的怨艾或者对自身命运的悲叹中。后世者捧读其诗文，除唏嘘喟叹，无有其他。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对自身生命存在的不作为。

　　纵观中国文学史，文人使命这根线贯穿始终，社会价值观充满了他们的生命空间。在这种文化心态的主导之下，文化的血脉以一个个无比生动丰富的生命形象流转至今，每一个文学符号又以其独有的生命内涵填充着文化的人文意义。从文化价值上，这是传承文明的财富；但现实意义上，文人使命又似乎更应该关注人作为一个生命对于生命本身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