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可以包吃水，包碾米，但惟一不能包的是“花钱”。这是他最头疼的事。母亲一嘀咕：要打盐了、要灌煤油了、孩子要交学费了……父亲就皱起了眉头，到处想办法。父亲能想的办法就是到生产队会计那里去借。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生出钱来。

　　我想，父亲的坏脾气，很有可能就是让“钱”逼出来的。

　　最令父亲耻辱——也令我感到没脸见人的一件事，我一直搁在心中，没对任何人讲过。那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父亲为了家里急需的钱，竟和大哥一起趁夜深人静偷生产队的石头卖，不想被守夜的人抓个正着。由于出身好，够不上“坏分子”资格，但父亲却被迫印了5000份《悔过书》，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以及犯错误的经过，亲自到全县各地乡村去张贴。自此以后，父亲不仅在生产队的欠款单上又落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很久很久抬不起头来。我看见他更瘦了，脾气更坏了。我吓得天天绕开他走路，连吃饭都不敢在他眼前。

　　父亲终于有了高高兴兴的时候，那是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日子。人们都来恭喜父亲，夸我是大学生的坯子，值得重点培养。父亲一高兴，送我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个“奖”字，那是他在地区开劳动模范大会时得到的奖品。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首次喊我的名字，并且是欢欢喜喜地喊。我像接受一个不认识的人赠来的礼品一样，低下头，说了声“谢谢”。

　　父亲到银行贷了款，为我筹集学费，还让母亲给我做了一套中山服。开学那天，他陪着我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颠簸地往县中学开去。

　　但这种相对融洽的气氛很快就过去了。高二时，因为痛感双眼近视，加上学习成绩不理想，我接受了一个教师的劝告：趁现在村中学缺少教师，退学补进去，再复习转正，不就等于上了大学吗？我兴冲冲赶回家，把这个好主意向母亲说了，却不敢告诉父亲。等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又是不由分说，摸出一根扁担就朝我奔来，我很久没经历过这种恐怖了，腿肚子一颤，拔腿就跑，但还是被赶上来了。紧接着肩膀上就挨了两下子，痛得我当场摔倒。要不是及时赶来的母亲抱住了他，还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