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前提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否则自由散漫的结果必然是极权，没有规则制度保障，必然导致专制。僭主制是智慧节制的逐渐丧失，民主政制中的三类人：社会活动家、富翁、平民中会有人获得声望被推举为“保护者”，他们组织战争，使得政治稳定下来。僭主和群众于是都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第九卷接着提到僭主个人的问题，由于人们在梦中理智的丧失，柏拉图认为这是人性恶的主要标志，梦中的世界是私人的，清醒的世界是公共的、有规则的、有秩序、可言传的，梦时人的自然欲望释放理性昏睡，而公共生活中人有清晰的理性自制。一个僭主式人物就是“醒着时能够干梦中那种事的人”，这种罪恶使他成为了十足的暴君。他的产生过程是“把这人身上的节制美德扫除干净，让疯狂取而代之”，这里的疯狂讲诉的就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但这种极端体现在欲望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孤独的统治者欲望极度放纵，没有朋友，没有公共生活。在当今社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经济、文化生活的极端社会化，而个人生活又由于要标新立异变得极端个人主义，丧失了公共生活是很可怕的，这方面美国相对中国就做得好多了，例如美国社会对于组织的放开，同性恋联盟等的建立排遣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压力，这样的公共生活平台构建才可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建康。

　　随后柏拉图又对灵魂三分做了进一步解释：理性追求真理，激情勇敢求誉，欲望追求利益的快乐，受到理性引导的哲学家、爱智者们得到了最真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自足的，不外求的，最善的。由理性引发的快乐是永恒的，与相对的快乐对应，你可以看到当生病痛苦完之后，你才会为你的健康感到快乐，这种快乐即是相对的快乐，它是不稳定的。看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理解：自足的、终极的、追求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知在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对理念层面、道德层面的探究是它的根基。